学术研究
张学良多次延缓易帜探析

1928年6月4日,举世震惊的皇姑屯事件爆发,一代枭雄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子承父业,主政东北。在面临东北该往何处去这一重大历史抉择时,张学良坚决地选择归附南京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一道路。但期间张学良多次延缓易帜,在经历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曲折过程后易帜才得以最终实现。张学良缘何延缓易帜,亦或说他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作者不揣浅陋,拟对张学良多次延缓易帜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谈谈自己的看法,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改旗易帜主张的形成

作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虽从19岁即奉父命开始了戎马生涯,曾先后参加了两次直奉战争,平息了郭松龄反奉事件,但在其内心,一直是反对军阀混战、谋求国家统一的。早在1926年9月17日,张学良在与国闻社记者谈时局时,就提出了“所望海内拥有实力者早息内争,共御外侮”的政治主张[①]。

1927年元月,英帝国主义制造汉浔惨案,张学良深刻认识到,正是由于中国内争不统一才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在面对外敌入侵之时,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此后他向来访的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谈到这一问题:“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实为中国数千年来之国民性。”同时指出:“此次英人若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②]同年5 月,他在写给日本留学的弟弟张学铭的信中,深刻地表达了他厌倦内战的情绪:“但念同是同种,互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③]

也是在这一年的3月22日,在对抗北伐军的前线郑州,他违背父意,发表《对时局主张的通电》,再次表示要“追随海内贤豪,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④]。

此后不久,因军事上的失利,奉军从河南撤兵到河北。张学良令刘鸣九以他的名义草拟了两三封电报给蒋介石,希望罢战言和,共商国是[⑤]。6月8日,张学良与韩麟春一同返回北京,开始商讨南北妥协事宜,以求将其“息争御外”的政治主张付诸实际。此时,已归附南京国民政府的阎锡山亦派南桂馨赴北京与奉系接洽,以求建立晋宁奉三角同盟。7月末,张学良在北京同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会面,讨论南北妥协问题。根据其本人意愿,《北洋画报》公开发表了昔日孙中山赠与的“天下为公”手迹,并称其为“奉天与国民党合作之旧痕”,赞誉张学良为“北方之曙光”[⑥]。虽然这次“首倡弥兵,事与愿违,有志未遂”[⑦],但南北双方的代表从此时有接触,为以后的东北易帜做了大量铺垫工作。

1928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发动了对奉系的“第二次北伐”。战争之初,张学良在河南前线致电周大文、胡若愚,要他们在大帅府酝酿停战空气,并密派危道丰持他的相片兼程南下联络,谋求和平。不久,张学良回北京着手此事,因受孙传芳、张宗昌梗阻未成[⑧]。 

面对日本为阻挠中国统一所制造的济南惨案,张学良发出了“人方利用外争,以息内讧,我乃增长内乱,以召外兵”的感慨,并痛哭流涕地劝说他父亲罢兵言和,退回东北。在其苦心规劝之下,张作霖乃发出息兵通电。第二天,张学良、杨宇霆复电朱启钤以及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明白表示愿意“息争救国”,“弃怨寻盟”[⑨] 。5月11日,他在致上海总商会电文中又称:“南北一家,彼(指蒋介石)果无弯弓而射之成心,我确有免胃寻盟之真意。”[⑩]再次向蒋介石抛出罢兵统一的橄榄枝。

6月4日,一代枭雄张作霖在撤兵回东北的途中于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于危难之时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尤其是其父的被炸,更坚定了处在艰难处境下的张学良易帜的决心。在6月21日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张学良即向外界表达了他认为“对于国事已难再用武力解决”,并一再申明“东三省为中国重要之一部分”[11]的观点,因此愿意在平等之和平条件下,与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7月1日,张学良正式向外界发出《贯彻和平统一通电》,表示:“兹为贯彻和平起见,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已令前方敝军从事撤退,以明真意。……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12]3日,他在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时表示,对于国事,绝难再用武力解决,非兵力不足,主因是民生极困,外交紧迫[13]。为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从6月29日开始,张学良、杨宇霆的第三、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于昌黎后,即陆续向关外撤退。滦州以东的张作相吉军主力,也于6月底开始撤退。至7月16日止,榆关以外奉军主力几乎全部撤出关外。此外,他还先后派出于珍、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吕荣寰、杨毓直、洪维国、李文鼎、王治安、胡若愚、赵志白等人多次分赴南京、北平、上海、广州各地,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代表接洽谈判易帜事宜。

张学良从反对军阀内战,到主张国内和平统一,这种一贯的政治主张,为最终改旗易帜主张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被迫多次延缓易帜

既然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求国家统一的想法由来已久,并且在其主政东北后,即旗帜鲜明地将这一想法公诸于众,并派员与南京方面展开积极谈判。由此判断,东北易帜指日可待。但易帜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顺利,先后经历了多次延迟,才终于在12月29日得以最终实现。

在张学良主政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也开始积极地争取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在1928年6月8日《大公报》的报道中谈到《国民政府将发放统一宣言》,“国民政府准备发表统一宣言,已在起草中”[14]。7月3日,蒋介石对日本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声明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15]。为进一步争取东北早日“易帜”,在面对张学良谈判代表所提出的易帜5项要求时,蒋介石明确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他条件均可商量”[16],并希望“目下立即改帜” [17]。张学良对此积极反应,旋即复电表示“愿对国民政府服从到底”,并决定热河于7月19日易帜,东北三省于翌日同时易帜。

7月17日,张学良与某外人谈论时局时还表示:南北妥协问题,双方意见已相当接近[18]。到了7月19日,在张学良的授意下,热河都统汤玉麟宣布易帜,并发表通电:“政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19]一切似乎都在按着既定方向发展。但到了7月20日,东三省却未如双方约定的那样如期宣布易帜。为获取蒋介石的谅解,张学良于次日亲自致电,痛呈愧疚:“日方警告情形,迭请代表转达,谅荷察及……通电易帜,弟已承诺在前,独以顾虑桑梓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愧疚实极。”[20]满怀希望等待东北易帜的蒋介石对此难以接受,乃通过何成濬、刘光转告张:“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无论如何困难,必以毅力排除,勿稍瞻顾,致误事机。”[21]并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东北政要,说:“应催张学良不可为倭奴恫吓所折服,当即决定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以救东北救中国。”[22]对于蒋介石如此强烈的要求,张不得不又一次答应22日为易帜之期(后延至24日)。7月23日,蒋复电张学良,再次要求“请先毅然断行,以救中国” [23]。然而张学良却又一次让蒋介石失望了。他于7月24日致电蒋介石,称:“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弟对兄方深愧疚,用乃蒙曲垂爱护,益觉汗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24]。张学良此次延缓易帜,不仅理由充足,且合情合理。对此,蒋迫于无奈作出让步,并复电安抚张学良:“时局虽属艰难,我辈当忍耐奋斗,如一去了事,决非所宜,且于兄于弟仍无益也。东三省关系重要,惟兄是赖,务望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25]25日,张学良的代表王家桢秘书将延缓易帜的决定通知日本林总领事。同时附带说明,妥协中止与日本的劝告无关,乃自然决定。至此,7月易帜的计划彻底破灭。

7月易帜计划虽无法达成,蒋介石仍积极与东北方面联系,以期尽快实行。张学良也向蒋承诺:“弟将丧事办完,自必对国府有所表示,决不有负我兄之意也。”[26]但此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利用8月初参加张作霖葬礼之机,加大对张学良的施压力度,以阻挠东北易帜计划的顺利进行。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张学良虽不甘示弱,据理力争,却又不得不审慎地处理与日本关系,遂决定“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27]。于是,经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讨论、议决,于8月10日再次派代表刘哲通知日方,东三省易帜继续延期,而且时间长达“三个月”。

此后,白崇禧协同张学良平定了直鲁联军的叛乱,同时双十节国庆也即将到来。蒋借此之机于9月25日再次向邢士廉提出,希望易帜能在双十节前宣布。

经国奉代表反复磋商,9月27日议定东三省于10月10日易帜。[28]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国民党政府委员16人,张学良当选委员。9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希望他能于10日即行易帜:“委员既经发表,应于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誓就职,以17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也。”[29]但在10日,张学良在奉天省长公署举行庆祝国庆节的招待会后,突然致电蒋介石称东北暂不易帜。在电文中,张一方面表示接受国民党政府委员的任命,一方面又说明东北暂时还不能“易帜”的原因:“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详情业请方耀庭(方本仁字耀庭)兄转达。承电示谓已派张岳军(张群字岳军)兄赴日解决此事,不知彼方论调如何,未蒙示及。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30]对张之答复,蒋深感不满。他在12日致张学良电文中称:“易帜之事,全系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果能出此决心,中正深信彼决不敢有所举动。故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31]13日,张学良复电,仍表示“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总期实践前约,昭示国人”[32],再次婉拒了蒋之要求,十月易帜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这一拖就达两个月之久,一直到12月29日,东三省各地才终于同时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至此,东北易帜在经历了半年的艰难曲折的进程后最终得以实现。

三、延缓易帜的诸多因素

张学良临危受命,在东北局势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坚决地提出了东北易帜的主张,但又先后多次推迟易帜时间,这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

第一,日本的干涉是张学良延缓易帜的主要原因。日本企图利用皇姑屯事件的混乱之机占领东北的计划,由于张学良和东北地方当局的果断与沉着而破产后,日本并未就此打住,而是企图控制年轻的张学良,使其政权傀儡化。因而,这一时期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的易帜商谈,使一向视东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日本当局极为愤恨和恐慌。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为阻止张学良易帜,从6月25至7月16日,日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命三次约见张学良加以警告。6月25日,在张学良刚刚继任奉天督办,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就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如果“与南方妥协,其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33]。

当张学良的东北代表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达成若干协议,“南北双方意见已相当接近”[34]时,林久治郎于7月12日奉命往访张学良,公然表示:日本反对东北易帜,并威胁说:此举将导致东北治安秩序陷入混乱。          

此后,在7月16日,林久治郎在回答张学良关于易帜的探询时,十分露骨地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进而强调“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35]。事后,林觉得仅以言论上阻止恐难达到预定效果,乃一面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商讨“以武力加以阻止”,一面电请国内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7月19日,田中致函张学良,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南京政府有共产色彩,而其地位也不稳固,东北没有必要主动和他联合。第二,如有南京政府以武力威胁东北之类事件发生,日本将不惜牺牲竭力援助。第三,如果东北的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将预先给予大量救济。”[36]同时,他在给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文中指示:“由于我方对于张学良的态度一贯过于和善,使他产生了日本好对付的心理。因此应根据对方态度有必要把日本强硬的一面叫他领教领教。”[37]

紧接着,7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先是假惺惺地表示“今后将给予充分的帮助”,接着又煞有其事地提醒张学良要“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最后,村冈凶相毕露地“劝告”张学良“停止南北妥协”[38]。

日本的强硬态度,加之严峻的形势,迫使张学良不得不予以考虑:“如我方不听劝告,(彼)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39]“稍一不慎,未必不演成第二济南惨案,人方寻隙,我当镇静,理势然也”[40]。因此,决定采取拖延观变的策略,第一次易帜被迫延期。

易帜虽然延期,日本对张学良的暧昧态度仍很担心。于是,田中决定利用张作霖葬礼之机,派出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特使身份赴奉,向张学良施加更大压力。这次田中请出侵华老手林权助,行前二人商议制定了新对策:(1)将东北与内地之联系完全切断;(2)绝对阻止南方势力进入东北,为此日本不惜做出牺牲;(3)若张学良推行保境安民的路线,日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全力协助之。在参加张作霖葬礼期问,林等人先后4次与张学良会谈,对张进行极为霸道的“劝告”。

8月4日,林权助偕林久治郎访间张学良,再转告田中义一内阁首相的意见,声称:“满洲断不可归顺南京政府,以妨碍日本在东三省以既得的特殊权利,目前东三省应取观望态度,阁下如违反日本旨意而易帜,则日本惟有取断然态度,而自由行动,若有力持异议,主张联南者,可以武力制止之,力若不敷,日本可予军事上之援助。”[41]张学良对日本政府再次以武力威胁,表示坚决反对,谢绝了这种“劝告”。

8月8日,林权助与林久治郎一同拜访张学良,再次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意见,并极其露骨地威胁道: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42]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田中在内阁会议上说:“如果张学良仍然不能领会日本的‘善意’,日本政府将被迫采取积极手段以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43]日本还散布出兵沈阳的消息,以资恫吓。

8月9日的会谈,日方的威胁最为猖狂。在会谈中,林久治郎威胁说:“余屡次传达帝国政府对于南北妥协持反对意志。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府政此刻劝告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并威胁说,“日本已有决心,即甘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44]。 

为了对张学良施加更大的压力,日本于8月10日前后,于奉天火车站陈兵示威,在东北接连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公然进行武力威慑,大有图谋不轨之势。中日形势极为紧张。为了稳妥行事,从长计议,不给日本制造侵略借口,张学良认为:“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气愤,惟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三省力的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45]基于这一观点,中日双方达成谅解:约定3个月内东三省暂不实行易帜,期满后日本将不加干涉。

第二,奉系内部局势急需稳定是延缓易帜的又一动因。首先,对于是否易帜奉系内部尚未达成一致。奉系内部历来即有老派与新派之分。在张作霖在世时,这些派别慑于张作霖的威信,基本能和平共处。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身亡使奉军失去坚固的统治中心,这种派系纷争日益趋于明朗。尤其对于东北易帜这一事关东北前途的重大问题,东北领导人内部有三种意见:以张学良、张作相为首的一派,在“息兵议和、共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而以杨宇霆等人为首的一派虽也主张息兵议和,但却反对与南京政府合流,而是主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地方实力派联合;第三种观点是以袁金铠为主要代表的一派所持意见。他们强调保境安民,希冀在与日本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上,确保东北地区独立的政治、经济权益。他们认为“换了旗子,就失去自主,听别人的指挥,东北这个老家就保不牢”,况且“北伐军对关内还没有统一,大局还没有定,国民党无力伸手关外,不换旗,可以举足轻重,战守自如,主动在我;换了旗,就得听命蒋介石,进退失据” 。因而“力劝张学良闭关自守,暂作壁上观”[46]。

对奉系内部对于易帜的不同意见,1928年11月7日,曾有报载:有人往访杨宇霆探问杨氏对时局之意见。杨云:“国府只能唱高调,对于实际建设甚鲜成绩。东省易帜与否不成问题。将来唯有专心一志,整顿东省内部,开发东三省富源,应付外交,以求实际成绩而已。将来如必须易旗,则即易旗,此种形式上之问题,似不必特别注重云。”又记者曾以此往访袁金铠氏,袁云:“无论如何,东省无易帜之必要。”[47]由此言论可看出,杨宇霆及袁金铠等奉系重臣对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妥协是持反对意见的。除了言论上的反对,在实际作法上杨宇霆也横加阻挠。如张命令奉军从滦州撤往山海关一线,他迟迟按兵不动;张主张将奉军盘据的滦东五县在行政区划上归河北省管辖,他也不肯交还;奉军撤退时所扣京奉、津浦、京汉、京绥、陇海各路车辆,张学良答应归还给路局,他不许调拨[48]。

为了统一内部意见,使东北易帜能够顺利进行,张学良主政后,对于内部的反对意见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曾说过:“换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不能这样做。” “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49]。

在张学良的不懈努力下,奉系内部基本统一意见,服从其东北易帜的决定。但是,反对的声音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在12月I4 日召开的东北保安司令部会议上(此次会上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仍有人对于易帜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关内政情复杂难以乐观,东省维持现状,不即不离,无论大局如何变化,尽可应付裕如。若邃服从党治,恐将来无回旋余地。东省外交困难,某国伺隙挑衅,惟恐无可借口,如竟易帜,正中所忌,横逆之来,何以处之?”惟有张学良坚持非办不可,谓:“完成统一事大,外人威胁事小。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外人其奈我何?”[50]

此外,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最大障碍是由张宗昌、禇玉璞领导的直鲁联军。直鲁联军盘踞在唐山、滦县一带,“号称7万大军,实际人数不到5万,枪不足2万支”[51]。张、禇二人一直是奉系中的主战派,他们妄想依靠日本人的力量,继续和南方作战,或是打着给老帅报仇的旗号,率军出关,与日本人勾结。他们确信,在日本的援助下,可以保住关外这块领地,保住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取张学良而代之。有资料说,“张宗昌早与日寇勾结,想到辽东依靠外力,以实现其阴谋诡计”[52]。张若想顺利易帜,必须首先解决这支部队。

对于这支部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白崇禧曾同张学良商量,打算以武力消灭张、禇部。张学良为避免新的军阀混战,也为永久消灭东三省战祸起见,不许直鲁联军进入东北,主张对张、禇部用和平改编办法予以遣散,并先后两次拨放了40万元的遣散费。但张、禇二人祸乱成性,存心欺诈,并未改编军队,反而进攻滦东奉军;勾结日军企图夺还直鲁,恢复昔日地盘;并向张学良要求由张宗昌任黑龙江省督办,进兵东北,企图变该省为山东第二[53]。迫于无奈,张学良不得不与白崇禧联合讨伐张、禇联军。至9月23日,张、禇降兵被包围缴械,直奉联军乃完全被消灭。直鲁联军的彻底解决,既消除了奉系的隐患,也为东北顺利易帜扫清了军事上的障碍。

其次,军队急需整编。奉军长年穷兵黩武、扩军备战,虽经几次大的整编行动,但仍有45万之众,是当时国内一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后,即将裁兵缩编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1928年9月26日,张学良宣布组建裁兵委员会,特任杨宇霆为委员长。随后,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等人又召开军缩会议,制订了整军方案,将45万的奉军缩减至30万。在裁减部队番号后,张学良以旅为战略单位,共编27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6个工兵营、2个辎重营、1个航空大队、2个舰队。另编省防军,建立兴安屯垦军,安置编余官兵[54]。

编余的军以上高级军官,均给以优厚待遇,多数任命为军事参议官,晋级上将,每月薪饷1200元,准设卫队一连。平时颐养天年,战时则出任方面军指挥官,如王树常、汲金纯、戢翼翘、荣臻、胡毓坤、邹作华、富双英等人。

对旧派代表人物,如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仍委以重任。对于汤玉麟仍为热河都统,师旅旧制不变这一决定,白崇禧代表曾向张学良提出异议。张学良说:“ 我初当家,一班新人容易见谅,而有些老辈俱是我父亲的兄弟行,要是先来换掉汤玉麟,大家发生意见,我就无法解说。这些老辈大多固执,不懂外面大势,倘若强行提出而不能做到,我这个家怎么支持下去。”[55]这番话,很能代表张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安置,是为了稳住旧派,保持东北政局安定。

此次整兵,共有编余将官47人,校官1740人,尉官10213人,以及大量的士兵。对于这些人,张学良采取如下处理办法:将文化程度高的送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对愿当警察、保甲者送奉天省分配;对仍愿留军者送奉遣队,听候分配;对愿退伍者发两月薪饷;愿屯垦者送兴安屯垦军;择优送教导队训练。此次整军,由于措施得当,军心稳定,为张学良此后的易帜铺平了道路。

此外,东北急需整顿金融,发展经济。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原本已发生严重困难的东北经济更是陷入了混乱的境地,奉票严重贬值:1925年10月17日,奉票与现洋百元之比为229,12月5日为281,至1928年则猛增到2510。奉票的贬值使物价飞涨,1927年2月,猪肉每斤奉票1.8元,玉米面每斤0.26元。1928年2月,猪肉每斤则达8元,玉米面亦2.20元[56]。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的一天”[57],主政后所做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整顿金融,控制这种通货膨胀局势的恶性发展。为了缓和东北财政金融困难,6月26日,张学良召集臧式毅、彭相贤、中交两行行长、奉天商会会长等开会,讨论整顿金融,维持奉票的办法。会上决定:⑴增加准备基金,从乃父遗产中拨给1500万元;⑵各银行开始兑换奉票与现大洋;⑶各银行暂停收买现大洋,亦不得卖出现大洋;⑷严禁现大洋出境;⑸对各银行行员参与钱钞投机买卖者、从中渔利者,各行长应坚决取缔并严惩[58]。

8月17日,张学良开始整顿金融财政机构,任命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张衡若兼任奉天财政厅长职,任命三、四方面军团部秘书刘鸣九任奉省实业厅长职。不久又任命本溪煤矿总办李友兰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张蘅若专任财政厅长。8月25日,张学良接见东三省总办李友兰,听李汇报积极整理奉省金融办法,禁止现洋出境,发行现洋券1亿元;规定以奉票15元兑换现洋券1元,以回收奉票。张极端赞许并于次日召集省长翟文选、省总商会会长丁广文、省议会议长张星南等,在督署讨论发行现洋券及筹备所缺县洋券基金四千万元之办法。拟由奉、吉、黑三省署各法团,组织东三省财政委员会,由该会解决发行现洋券所缺之准备基金;设法解决统一三省币制;讨论编制军政费用预算,量入为出,以达三省币之稳定。张学良同意东三省官银号造币厂铸造现洋,已于20日开工铸造现洋。9月初,安全委员会正式批准东三省官银号筹铸现洋1000万元。为应急市面现洋流通,稳定钱币,李友兰以请准当局,决定9月中旬派员赴京津一带,采购现大洋50万元[59]。

张学良在整顿金融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首先即缩减军队,以减少军费开支。据统计,奉军裁军后,每月可减者200余万元以上[60]。同时,对裁掉的兵员实行“兵农政策”,以炮兵司令邹作华为督办,率裁掉兵员开赴兴安地区屯垦,开发地利,为国实边[61]。这一措施,对经济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同时,对现有军队实行压缩开支的政策,兵工厂军费也由2000多万元减为200万元[62]。

在实行一系列节流措施的同时,张学良还开展各种“开源”活动。如大量出口粮食。1928年9月,一年内大连、营口、安东(现丹东)三个海关出口粮食39930万吨,换取了大量的现洋。为增加财政收入,11月11日,在奉天省财政厅内设立财政整顿委员会,负责整顿财政,改革税制。“此前每多各自为政,而支出之过多,附加税之太重,征收弊端之难尽剔除,或恐不免。今后整理财政,必于废除恶税,举行新税之中,求收支之适合”[63]。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张学良统一内部意见,缓和新老派别之间的矛盾,大刀阔斧地改编军队,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同时,还采取各项措施缓解了东北的金融危机,从而使东北局势在几个月内趋于缓和,为东北的顺利易帜扫清了障碍。

第三,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心存疑虑是延缓易帜的又一隐情。首先,静待国民政府态度的明朗化。对于如何解决东北问题,国民政府其内部存在分歧。北伐军进占京津后,尤其在蒋、冯、阎、李北平聚会期间,蒋介石积极劝说北伐诸将采纳其和平统一的主张,停止进攻东北,与东北领导人实行妥协,对奉用政治手腕解决。最初李宗仁也反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为此,蒋“曾与主张武力征服东北并废置张学良之李宗仁及广西派发生激烈的争议”[64],后来,在奉方代表陈述情况,反复商谈后,李宗仁才接受了用政治手段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65]。而四大军阀中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则“力主乘机进兵东北,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66],一方面他们历来与奉军有夙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张学良这一强大的力量威胁他们在北方的地位。 

早在张作霖在世时,冯即对其所发“息争”通电不以为然,常常斗志“激昂”,对撤退中的安国军“肆意追击”[67]。在张作霖离京出关后,仍命所部“为除恶务尽起见,务必乘胜追过京津间一段铁路,向天津东北芦台、宁河一带截击,使敌片甲不归,永绝后患”[68]。在7月初他答日本东方电通社记者关于东三省问题当如何解决一问时,其回答仍是:“对此问题,或武力解决,或政治解决,或与张学良所派代表作妥协交涉等,均非余所能知,一切当服从南京政府之命而行”。[69]冯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但其所说“非余所能知”,当“服从国府之命而行”,实际上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蒋所持和平态度的强烈不满。同时,冯所部鹿钟麟同时期与另一记者的谈话,虽也因对蒋有所忌讳,而说得相当委婉,但毕竟直率多了。记者问鹿:外间传言东三省问题,“有政治与军事两种办法,究竞如何?鹿答以此事如全用政治手腕,恐怕不行吧。记者问以如全用军事手段,有无窒碍?鹿答我意东三省问题,军事到相当程度时,始以政治手段解决之”[70]。显然,冯、鹿看重的不是“政治手腕”,而是“军事办法”。

在7月11日,蒋于北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讨论东北问题时,他们二人认为东北此时由于张作霖被炸身亡而失去重心,因而“力主乘机进兵东北,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所以,奉蒋代表磋商“京津易帜”步骤时,奉方所提“唯一之要求,即为冯玉祥军队中止北进,以免冲突”[71]。此后,虽在蒋介石的努力下,各方最终同意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但冯玉祥武力解决主张却始终不曾放弃。

此外,国民党党部方面也存在反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东三省问题的不同声音。如中国国民党奉吉黑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就曾在7月12日,致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严厉责问:东三省问题,“近忽闻有政治解决之消息,敝会等实大惑不解,不知诸革命伟人,是何心理?论奉系军阀之罪恶,为吾党革命最后之目标。吾党革命四十年,牺牲几许同志之头颅,最后竟与万恶军阀谋妥协,何以对地下诸先烈?更何以自解于国人?”并强烈表示:“为保全自己之人格,为保全吾党革命之真精神,誓死反对以政治解决。”[72] 

对于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的这些反对意见,张学良早有心理准备。早在1928年6月24日,他即作出如下阐述:“阻碍南北友好和睦的主要障碍是国民党态度暧昧,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张,他们内部不统一,不知何系何人占支配地位。因此,他们的态度天天在变。”[73]此后,在叙及东北与南京政府关系时,张学良再次提及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是东北能否顺利易帜的关键因素:“东三省与国民政府不能成立亲善谅解之难关,在于国民党无一定之主见,因彼等宗旨随时日俱变,何人当权,则以何人之意见为准定也”[74]。                                                                                                                                         

张学良对国民党政策的疑虑致使其一直对易帜采取审慎的态度。在 1928的8月中旬,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以及桂系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双方展开激烈的权力之争。获悉这一局势后,张学良再次告诫其东北同僚,在他们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一定要谨慎行事,以免一不小心卷入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之中[75]。

其次,以退为进,以争取更多利益。做为东北最高统治者,张学良负有为东北争取最大利益的责任。因此,“尽管少帅主张东北与关内统一,却决不甘心抛弃他父亲开创的基业,无条件的投靠南京政府。他所选择的道路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的妥协”。甚至“为避免日本人的关系”,也成了他“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76]。从这一层面出发,我们也就理解了张学良为什么一次次推迟易帜,尤其是在11月中旬,田中早已默认东三省易帜后,他为什么仍在长达一个月之内无动于衷,而当蒋介石对其全部要求表示让步后,却立即作出了易帜的回应。

张学良的这一想法从其后来在奉天省城会见北平《世界日报》兼《朝报》某记者的谈话中可见一斑:“以吾人私人之利害计,并由历史上之观察,予与蒋总司令合作,甚为困难,然余现在则服从之,何也?为大局着想也。”[77] 

张学良愿意归附蒋介石南京政府主要是为“大局”着想,为东北前途考虑,因此张学良决定归附南京政府也是以南京政府不干预东北事务、保证其奉系集团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为前提条件的。7月2日,奉蒋令与张会谈的祁暄向南京政府报称:“汉卿对三民主义不但无反对之意,且表赞同,惟因对外则有某方窥视,对内则新遭人故,变更太骤,虑生枝节,但须经过一重正式手续,全国一致解决,无妨碍统一之意”[78]。电文中“须经过一重正式手续”即是张学良为易帜后保全自己在东北的统治提供一个重要的协议保障。

8日,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为代表赴北平与蒋会谈,更直接提出东北方面和平统一条件:(一)统一后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由张学良任主任;(二)国民革命军不入东北;(三)南京方面不干涉东北军政;(四)南京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五)热河划归东北。对张学良所提条件,蒋介石则要邢、王转告张学良:“只要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其它均可商量。”[79]当然,只要有可能,蒋介石南京政府是不会只要一个名义上对东北的统治权的。不久,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蒋介石便开出了南京方面对东北问题的“价码”:(一)奉军出关;(二)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服从三民主义;(四)在东北设政治分会,东北政治分会主任委员山国民政府委派;(五)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80]。 

但在七月易帜计划受阻后,急于促成易帜的蒋介石向热河派兵,以在军事上对张施加压力,敦促其尽快易帜。此举非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张学良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能否“履行前约,放权东北”信心下降。为了保证易帜后对东北的控制,张学良方面对原来易帜条件又详加研究,加进了新的内容:如原定易帜条件中规定,南京政府在东北所设东北政治分会主任由国民政府委派,张学良惟恐此举会加强南京政府在东北的势力,乃决定改由东三省人士担任,同时尽量避免国民党势力对东北的渗透。

7月25日,蒋介石又派方本仁同邢士廉赴奉继续与张商洽易帜问题。在会谈中,张学良提出如下要求:(1)外交方面,请立示机宜;(2)党务方面,先派员去南京实习,再举办地方党支部;(3)政治分会应山东省人士担任;(4)停止对热河的军事行动,如蒋同意则于8月10日实行易帜[81]。

此后双方应易帜的具体事宜进行了多次谈判。对于蒋所提出的双十节易帜,张学良再次予以婉拒。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所以推迟易帜是因为双方对于东北权益尚有许多没有提及的,这也需要时间与蒋介石南京方面加以谈判。就这些问题,张自双十节后直接间接地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多次接触。张在10月10日致蒋电文中还特别应东北政治问题指出:“关于政治分会,五次会议虽主取消,惟东省情形特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省政府主席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时举行,庶可一新耳目。”[82]在13日的电文中,张学良要求南京政府“实践前约,昭示国人” [83]。

在10月23日由张学良主持召开的东三省军政会议上,又对易帜问题作出如下决议:(一)东三省军队裁减为10万人,(二)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至不得已时以不设国民党党部为易帜条件,(三)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84]。并于会后,将此决议转达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再一次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易帜的追加条件。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的每一次延缓易帜后都伴随着新的易帜条件的提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认为其延缓易帜与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关了。

尽管蒋对张提出诸多条件表示不满,但从大局考虑,仍做出了让步。首先,在财政上,尽管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并不宽裕,但蒋介石仍答应每月向东北方面拨军饷一千万元[85]。在外交上,南京方面主动承担了日本的压力,要求日本“勿干涉奉天易帜事,必使中国统一,乃可开始解决各悬案”[86]。12月6日,蒋又以手谕形式明确答应:“东北内部,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请委,然后中央任命。”[87]同时,对于双方争议最大的热河问题,蒋先是于10月15日,通过何应钦复电阎锡山、方振武,“谓介公之意,国军应暂取监视态度,因正向张学良交涉热河问题,并称预料热河方面,必能与奉方一致服从中央也。究竟是否用兵,尚有所待”[88],答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并最终于12月做出更大的让步:同意张学良将热河并入东三省的要求。

至此,张学良易帜所担心的所有问题均得到圆满解决。12月29日,张学良统帅奉、吉、黑、热四省及东省特区主要长官在奉天省政府大礼堂举行易帜典礼。至此,东北易帜得以完成。做为主政东北后所做的第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举措,张学良在整个易帜过程中,既排除了内部的各种阻挠非议,又稳定了内部局势;既顶住了来自日本方面的重重压力,又为东北争取到了诸多权益,显示出卓越的政治运筹能力。

张作霖为摆脱日本控制所做努力

在张作霖纵横捭阖的政治生涯中,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其崛起到统一东北,始终将亲日、争取日本的援助作为对日关系的主基调,并最终依靠日本的支援“君临东三省”。但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张作霖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已迈向巅峰,他再也不愿依仗日本的势力来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使自己受制于日本。于是,他将加强自身实力、摆脱日本的控制作为其对日外交的目标。为摆脱日本的控制,张作霖或明或暗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做了诸多尝试,本文拟对此做一粗略阐述。

一、欲摆脱日本的控制,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张作霖不顾日本反对向关内扩张,以期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增强与日本对抗的实力;他广交盟友,展开均衡外交,试图以英美等西方国家来牵制日本;同时,对日本提出的严重影响我国主权的商租权问题,他也予以坚决拒绝。   

第一,向关内扩张,以增强与日本对抗的实力。日本支持张作霖统一东三省的目的是使之成为日本侵略满洲的工具,同时不让其过分独立和强大,以避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后对日本构成威胁,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阻止张作霖向关内扩张” 。

早在1918年张作霖挥师入关介入直皖之争时,日本总领事赤家正助即向张递交了一份警告以示反对:“东三省和日本有密切关系,然而其治安维持者竟然擅离职守,并将军队调往中央,此不仅妨害中国之统一,而且会给东三省的治安工作带来危害,如白昼抢劫、杀害日侨等事件不仅连续发生,而且对日本的公正态度也有被误解之虞,故望慎重行事。”  

而在1921年5月的第一次“东方会议”上,日本正式出台《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其中阐述了日本对张的主要观点:“一般说来,在张作霖整顿和发展东三省民政和战备的过程中,在确立张的稳固统治的过程中,日本应给予张以直接和间接的援助。但是,当张作霖为实现他在中央政界的野心而寻求援助之时,则以采取不予援助为宜。” 这一观点作为20年代日本对张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即便是有战术上的弹性,也不会偏离太远。这个原则直白表述就是:支持、援助张作霖以利用他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同时阻止他统一全中国的尝试。

可是张作霖在建立了对东北的切实有效的统治后,就不再甘心做一个“东北王”,而是野心勃勃地制定新的目标,那就是以东北为基地和跳板逐鹿中原,以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为后盾来抵抗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从而摆脱日本对他的控制。基于这一目的,张作霖在面对日本如此坚决的反对态度时,依然先后四次入关,发起两次直奉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920年,利用直皖战争之机,他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热河、察哈尔、绥远,从而由“东北王”一跃成为盘踞六省的“满蒙王”;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取胜,张作霖以武力为后盾,控制了北京政权,占据了热河、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至1925年8月,奉系势力北至黑龙江,南达上海,几乎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带,达到鼎盛时期。张作霖也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组建安国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强,张作霖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变得更加强硬。即使在后来奉军处于不利之时,对日本的所谓“支援”亦持坚拒态度。1928年4-5月间,当奉军在关内的战事中屡屡败北,蒋军节节胜利,直逼济南之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以炮兵进攻蒋军。张宗昌在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时,表示“欢迎日本出兵华北,阻止南军占领津、京” 。此事为张作霖获悉后,急忙电召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此后,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决定再次乘机要挟。 5月17日,当日本威逼张退回东北,同时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时,张断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声色俱厉地对日使说道:“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次日,日本提出“觉书”后,张作霖拒绝接受,并授意外交总长罗文干于25日向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对日本“所称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区,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从而使日本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之企图破灭。

第二,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拉拢英美国家以牵制日本。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是清末以来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时常采用的方针,这虽然是弱国外交的一种无奈选择,但在特定时期也不失为一种良药。它实际上是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冲突,通过以“彼夷”来制“此夷”的方式来达到维护中国自身利益的目的。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张作霖开始由以前更多地讨好日本、依靠日本转向更多地抵制日本、摆脱日本控制。这一转变体现在外交领域,就是借助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来牵制步步逼紧、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

张作霖推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第一个举措,即为美国资本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1921年9月,张打电报给他的亲信吉督孙烈臣和黑督吴俊升,询问他们对东北独立的意见。他问道:鉴于蒙古发生骚乱,北京政府不稳,事实上外国正在秘密援助南、北当局,我们东北应不应该宣布独立,驱逐外国人并从国外借钱购买武器增加军队来保卫本地区的安全?  9月22日,张作霖又召集吉林督军孙烈臣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其他奉系主要军政人员在奉天继续讨论此问题。会上基本采纳了时任中东铁路护路军哈尔滨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所提策略:“抵制在那种趋势中的日本,我们的方式就在于促使日、美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尽可能地频繁而强烈。向美国让步,给美国以贸易特权,同美国签定秘密贸易条约,加上美国资本对商业宗旨的强烈吸引力一一这一切就绘成了一幅藉以反对满洲日本化的草图。” 

此次会议后,奉系和日本间时有摩擦,张作霖摆脱日本控制的努力越加表面化。11月5日,日本关东厅警察长在给东京的报告中说,吉林督军孙烈臣抵制中日合办事业,说“孙不仅憎恶日本侵略势力并设法把磋商拖下去,而且还有欢迎美国势力渗透的倾向” 。 

奉系当局欢迎美国资本渗入的倾向在以下几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显:1926年10月张作霖和孙传芳曾企图向英国有利银行和英美烟草公司借款5000万元,张允许以奉天省内铁路为担保,但遭到日本激烈反对,借款失败 。在东北自主修建铁路过程中,为拉近中美关系,东北当局大量地从美国进口筑路材料、车辆等工程所用物资:修筑吉海、呼海铁路所用建筑材料及车辆,主要从美国购买,而且这些铁路正是美国从日俄战争以来和日本争夺侵略东北霸权的铁路网计划的一部分;张主动要求美英承建洮南至热河、齐齐哈尔至黑河两大铁路;他还答应美国,在接收中东铁路之后,吸收美国银行向该路投资;与此同时,张与美英荷三国银行团议妥,由该银行团投资二千三百万元承建葫芦岛港,以与日本控制下的大连港进行竞争 。此外,张作霖还雇用了美国前任总领事E•卡尔顿•贝克为他的商业顾问。

在为美国资本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张作霖还向英国寻求援助。到了1925年,张作霖卷入北京政争日深,与日冲突渐增,也愈来愈寻求西方的支持,并积极寻求英国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为此,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如:他在向英国驻京公使迈尔斯•兰普森表述这种请求时就曾暗示说,除非他得到一笔资金,否则,他将不得不离开北京返回奉天城。而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张所反对的两股力量——共产分子和排外势力迅速扩展到北方。这一方式并没有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英国官方对张明显信心不足而且表示出一定的反感。约翰•普拉特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普遍意向:“一段时间以来,张作霖一直在钓取英国的支持,巴结奉承没有成功,现在已诉诸威胁。对这两种手段,我们都不要看得太认真了。不支持中国任何派系或任何黩武主义者,一直是我们长期宣示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理论根据在于:如果一派不能获得中国人本身的足够支持以在中国建立其政权,那么,它就极不可能靠外国的金钱或刺刀长期地做到这一点” 。“张元帅当初靠当土匪为生,现在并没有多大变化。他可能比民族主义者更坏” 。尽管如此,张仍未放弃希望,他多次藉东北产业吸引英国投资,甚至想以英国为“老大哥”,指导北方 。不少在华英国商人及外交人员确实很欣赏张作霖,要求伦敦给予支持。伦敦政府虽不相信张有能力统一全国,屡拒张的请援 。但仍于1928年2月,与美国政府一道借给张作霖2000万元的大宗贷款,以挽救奉系当局因连年内战使财政濒临崩溃的困难。

第三,抵制日本土地商租权的要求,以限制日本的势力的扩张。土地商租权问题,日本是依据“二十一条”的附属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要求东北当局兑现的。名义上是“商租”,实际上却是蚕食和吞并。由于日人在商租土地范围内享有极宽泛的自主权利,因此,商租出去的土地实质上成为任由日人支配的“独立王国”。奉系军阀出于维持自己统治和防范地方权益外溢,为杜绝日本人以种种手段假商租之名行永租之实,对日本的侵略要求进行了抵制。进入20年代以后,随着张作霖自身实力的日益增强,这种抵制变得更加强硬和公开化了,东北官宪不断发出训令禁止商租。据日人所编辑的《东北官宪所发排日法令辑》一书刊载,张作霖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到他被炸死前,前后曾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等训令,多达四十几号之多。如1923年7月14日,奉天省长对开原、沈阳、海城、盖平等30个县的县知事下达 “关于禁止商租的训令”; 同日,奉天省长又给新民、锦西等25个县县知事发出“关于禁止商租的训令”;1926年6月9日,奉天交涉署给抚顺地方审判厅发出“关于禁止商租指令”;1927年11月,沈阳县下达“关于取缔商租的命令”;  1928年3月16日,奉天实业厅向各县知事下达“关于禁止租借土地与日鲜人的训令” 。

正是由于张作霖厉行抵制方针,致使“土地商租权”问题长期悬而不决,成为中日间的一大悬案。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不应,并“急饬地方官民不得以房地外赁,违者处以重辟” 。恰恰是因张有如此严厉的命令,使东北官宪“在其实力所及之范围内致力于一步步收回一切利权”,“推行着从根本上阻碍邦人安居,逐渐加以压迫以至驱邦人之策” ,对日本人商租土地等既得利益加以阻碍,所以日人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结果使二十一条变成废纸 。

二、张作霖摆脱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努力在经济领域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抵制中日合办企业。在张作霖统治之后,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日益增多,中日合办的企业也在迅速增加。据统计,到1922年为止,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投资多达14亿日元。仅在1916-1918的3年时间里,新成立的中日合办企业达38家之多,其经营内容也由一般商业贸易转向经营东北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如铁路、矿山、森林、金融、土地等多个部门 。而从1914年至1920年,日本为中日合办企业投资则由2800万增加到4亿日元,4年增加14倍。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之大的增长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对此,美国一家报纸评论说:“中国在满洲,仅存名义上之主权。北京尸其名,东京享其实”。 对日资企业的严重弊端,张作霖也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历来的所谓日中合办事业,仅仅是在日本的事业上增加了一个名称而已,从该事业上获得实惠的也都是日本人”  。基于此认识,张作霖于二十年代开始采取措施抵制中日合办企业,发展本民族经济,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

1922年3月14日,奉系在北京的机关报《正言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张巡阅使拒绝日人在东三省一切合办事业》的文章。文中说:“及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件强迫成立,则视东三省为彼之领土,予取予求,久为外间所侧目,其假中日合办名目以攫取实权之事业,不一而足,……而东省当局亦知日本不甚可靠,凡合办事业未成立者概行拒绝,既成立者亦设法取消。” 这一文章鲜明地反映出奉系领导层对所谓“中日合办事业”的不满和要求独立发展地方经济的意向。1923年,奉天市地方准备开设电车业,是年9月,日本大仓组向奉天市长曾有翼提出,要求中日合办该项事业,但却遭到拒绝 。1923年初,有满铁近半投资额的东亚劝业会社,欲在通辽县管辖区内开设农场,通辽县知事富明哲允让之,奉省当局遂将富免职。鉴于东北地区企业有日俄两国复杂的外国资本渗入的关系,在张作霖投资兴建的鹤岗煤矿公司招股章程中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份以本国人为限,官股商股权利平等”;“本公司股票为记名式,除本国人外,不得买卖转让” 。而锦西的通裕煤矿公司虽初为中日合办,但从1923年1月起日股收回,改由华商独办 。由于东北当局采取抵制措施,1922年以后东三省几乎没有新建的中日合办企业。

第二,发展民族企业。除抵制中日合办企业外,东北当局还大力发展本民族的企业。1924年,张作霖召集东三省民政和军政要人举行会议,就发展东三省实业问题作出决定,即“三个月内募集二千万元的三省联合实业资金;在十个地方增建官营的工厂;年内在东三省开办二十个最好的官矿;追加投资二百万元,以便年内大规模地发展呼兰制糖厂、奉天纺纱厂、鸭江采木公司和本溪湖煤矿公司” 。以此为契机,东北地方相继开办了不少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这些企业,在防止利权外失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打破日本在东三省纺织品市场上的垄断局面,奉天当局于1921年9月动用了459万元资金创建奉天纺织厂。在得知日本在辽阳铁路附属地内设立了“满洲纺织株式会社”,企图利用我国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纺织品的生产,获取巨额利润,以垄断奉天省的纺织业之后,立即对原建厂计划予以调整,首先试车生产。而且在生产的原料原棉的来源方面,决定“除用黑山、北镇和辽阳所产的外,不用外棉” 。为与日商竞争,奉天纺织厂还不断采用新技术,所用纺织机、织布机以及电机全部由美国购进。奉天纺纱厂有力地抵制了日本经济侵略,打破了日本纺织品垄断东北市场的地位,捍卫了民族经济利益。同时,它还附设发电厂,拒购日资电力。

在采掘业方面,东北地区自建自营的有八道壕、西安、鹤岗、北票煤矿等七个煤矿,这些大型煤矿被列入全国20世纪20年代末28个现代化煤矿之列 。这些煤矿与日本满铁独资经营的抚顺煤矿相抗衡,打破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抚顺煤炭垄断东北市场的局面。同时,八道壕煤矿发电厂的电力工业,又打破了满铁抚顺矿和大仓财团所控制本溪湖煤矿垄断矿山电力的局面。

在重工业方面,奉天省不仅有东三省兵工厂和奉天迫击炮厂这两个著名的军事工业企业,还有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机车厂、大亨铁工厂等民用企业,他们除为东北自建铁路修理机车、组装铁路机车,制造客货车之外,还为东北自建煤矿修理机器设备,制造配套设备。 

奉、日之间的抗衡在电力工业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1916年,日本在东三省设立的电力公司共有13个,中国只有5个。1917年日人新设了5个,东北当局也创办了5个。1921年初,日本提出创设中日合办抚奉送电所,于抚顺和奉天间架设高压电线,向奉天省城送电。这个要求被奉天当局拒绝。此后从1923一1927年,由于日方的刺激,奉方以每年设立3-5个的速度,共新建了20个电力公司,从而打破了日本对东北电力工业的垄断局面 。

在电信业方面,奉系也开始与日本展开对抗性竞争。早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就开始侵夺我国东北的电信主权,并长期垄断东北电信事业,致使东北的电报通信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不但影响东北军政事务的正常进行,而且不利于东北民族经济的发展。为打破日本对东北电信事业的垄断局面,挽回东北的电信利权,1922年张下令成立东北无线电监督处。次年开始组建东北无线电总台。为加强军用通讯联络,张作霖 “由美国人手中购买电信、电话材料及多数之亚铝”,其价格即达50万元之多 。到1927年,东北无线电事业初具规模。1928年,东北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规模越居全国之首,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

第三,自建铁路,筹办葫芦岛港。自主地修建铁路以对抗日本的铁路运输系统,无疑是这一时期张作霖为摆脱日本控制所做的最具成效的一个举措。在中国修筑铁路,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铁路就像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触角,路修到哪里,他们的利益就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对中国东北铁路权的掠夺。至东北地方政府自建铁路之前,东北地区共有铁路九条,营业里程达3651.4公里,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33%以上。其中,国有铁路只占营业里程的20%,日俄占77.2%。

日本通过满铁运输系统,不仅在经济上获取巨大好处,而且在军事上可随时制约奉军的行动。奉军使用该铁路时,日本除要求当场交纳运费外,还附有其他苛刻条件,即奉军乘南满铁路之列车,须经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司令部的批准;须临时解除一切武装,枪支弹药另行托运;关东军对乘车之奉军有监督权;奉军的军需物资,须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才准予运转;日方可随时中止其运输等等。对于张作霖来说,这些苛刻的条件是难以忍受的,因此他决心自建铁路,反击日本势力;同时,赢得交通权,可为以后在边防斗争中取得军事主动权奠定基础。

20年代以后,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当局开始积极酝酿自建东北铁路干线,计划于南满铁路两侧修筑东、西两大铁路干线。东干线:葫芦岛——奉天——海龙——吉林;西干线:葫芦岛——打虎山(今大虎山)——通辽——洮南——昂昂溪——齐齐哈尔。这两大干线一旦修成,势必成为与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的第三大铁路系统,对于收回和维护民族利权,打破日本长期控制东北铁路干线和垄断铁路运输的局面,发展东北地区民族经济以及巩固东北边防等,均具有重大意义,张作霖企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日趋强烈。

自建铁路计划激起日本的强烈不满,认为张修建的铁路是“南满铁路平行线”,违反了所谓1905年清廷和日本所订中国不得在南满路附近筑复线铁路的协定,严重影响其在“满蒙的权益”,对其“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等等,曾多次向张提出警告和抗议。同时对于奉系当局所制定的铁路“自创办之初,决定不用外人,不借外债” 的规定,日本更是无法接受。他们认为,“不论民国是用本国资本修建,还是用外国资本修建,只要不依靠日本资本,即显然侵害日本的既得利益”  ,遂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自建铁路事业。为阻挠中国的铁路建设,日本政府和满铁还炮制了庞大的“满蒙铁路网计划”。东方会议之后,日本的态度更加蛮横,要求东北当局立即停止自筑铁路计划。声言中方如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将考虑“南满铁路拒运奉军;停止供应东三省兵工厂所需材料;禁止京奉线专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试图用强大压力,迫使张作霖屈服。对此,张针锋相对回答说:如日方这样做,“只会使我排除万难,自主地修建铁路”。

为了将修建铁路计划付诸实施,张作霖还于1924年5月设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专事规划和指挥东北铁路建设。该委员会成立后,即作出一项决议:东北铁路的修建费用,除由交通委员会从京奉铁路利润中拨款外,其他款项或由各省府拨款,即官办;或由各省府与商民共同投资,即官商合办;一概不用外资。在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的指导下,东北自建铁路计划很快进入实施阶段,先后修建了锦朝铁路(1924年12月完工,营业里程112.6公里)、打通铁路(1927年11月正式营业,营业里程251.7公里)、开丰铁路(1926年正式营业,营业里程63.7公里)、奉海铁路(1927年9月通车,营业里程337.1公里)、吉海铁路(1929年11月正式营业,营业里程总长183.9公里)、鹤岗铁路(1927年1月正式营业,营业里程56公里)、呼海铁路(1928年12月全线营业,营业里程220.1公里)、昂齐铁路(1928年12月完工,营业里程30.4公里)、齐克铁路(1930年10月完工,全长36.8公里)、洮索铁路(1931年3月营业,全长260公里) 。

自建铁路对于打破日本长期控制东北铁路干线和垄断铁路运输的局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自建铁路计划外,另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筹建葫芦岛港。当时东北的“满铁”系统以大连港为出海口,中东路系统以海参崴为出海口,东北自建的铁路网也需要有自己的出海口,才能实现铁路海路联运。“若葫芦岛开港以后,黑、热两省之物产,势必朝宗于此,而辽、吉两省之货物,亦可由四洮、吉海、沈海各线接运而来,故从地理、经济观察葫芦岛之开港,不特是以抵抗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亦为发展农工商业之要图也” 。1916年,张作霖升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后即有意建设葫芦岛港。他说:“我要开办自己的葫芦岛港,就是为抵制日本的大连港口,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件事情。” 1919年,张作霖派奉天省政府顾问许藻章与交通部议定了共同出资修筑葫芦岛港的合同,预计需资金一千万元,双方各出一半,交通部以京奉铁路利润拨款投资。为了保证

不受外国控制,张作霖特别要求合同规定双方都不准以财产抵押借外债。

第四,征收二.五附加税。对于中国关税自主及二.五附加税问题,日本一直是列强各国中反对最力者。日本的此举无非是想借中国海关的低关税之便,加强对中国尤其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控制。奉系军阀崛起后,也不断谋求自己政治统治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从20年代开始,奉系着手争取关税主权及提高附加税额的尝试,以对抗日本这种因利乘便的掠夺。1922年,奉系采取了尝试性的举措——拟废止《中日减轻安定关税协定》。由于日本的反对和施加压力,奉系的此次尝试未获成功。1927年1月,奉系颁布废除日商免纳各税的专照,并在天津、大连、营口等各口岸强征二.五厘等附加税。对此,日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驻奉总领事吉田茂甚至威胁奉省当局:“东三省政府对敝国商民强制课税,如因之惹起纷扰事件,请贵方负责”。 尽管日方强烈抗议,但由于东北当局态度强硬,日方除依照要求缴付税金外,并无他法。

三、除政治、经济上的努力之外,张作霖在军事上亦采取相应措施来摆脱日本的控制。在向他国进行武器购买方面,这一趋势表现的尤为鲜明。1920年以前,张作霖军队的武器供应以日本为主。但到了二十年代,为避免出现日本一国控制奉系军事命脉的恶果,张在不放弃与日本原有联系的同时减少了对日本的依赖,开始与西方各国广泛交往,进行军火和军械贸易,以打破奉系军队武器供应的一元化局面。

在此期间,张作霖虽然曾于1922年10月以100万元购得日本存于海参崴的军械子弹;1923年2月,日本又将购自意大利的军械转卖给张作霖。但其更大笔的军械交易是与西方国家间进行的。张的贸易对象国很多,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捷克、挪威、丹麦、美国、瑞士和荷兰等十几个国家。交易的项目包括弹药、枪支、大炮、坦克、飞机以及军用电话机和军装等各种军械、军需用品。

1922年10月,张作霖与美国慎冒洋行成交,购置美制军用电话机300台及其零部件。同年张通过天津的美商,购得装甲车100辆和价值90万元的军服衣料,还有皮制护胸等。

1922年末,张作霖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买到价值四万元的飞机部件和八万元的其他军械。次年初,又与意大利皇家军队的代理人巴奇,定购价值500万元的军械,包括各种步枪、机关枪、山炮、野炮等。

1923年,张作霖派魏宗晋(译音)赴法国巴黎,专事防空设备、飞机、装甲车以及海军用具的购买。在与法国人的谈判中魏表示,只要是12年内的军械产品都可列入交易之列。此次法国之行,魏与考德隆和布雷盖两公司签订了一份数额巨大的合同,订购两公司各样式飞机105架;订购戴姆勒水上飞机35架。魏还同布瓦苏公司订购了西特伦履带坦克。

1924年一1925年间,奉系当局经常从德国购进军械,如通过哈尔滨的德国商人路德维格宾,购得步枪8.1万支,子弹4 000万发。

1924年7月,奉系当局从瑞士购入奥式朗纳飞艇四艘、奥式戴姆勒巡逻机两架。同时,还从比利时的鹿特丹和安特卫普购得步枪五万支及足够数量的子弹。

奉系当局同丹麦和挪威也进行军火贸易。1923年6月,从丹麦订购了价值25万元的制服和军需用品。两年后丹麦的尼尔森和温斯特两公司又供应奉系弹壳30万吨及炸弹等军火。北欧的挪威不仅为张作霖装备化学工厂,而且还供应大量军火。挪威与张作霖间进行的一次最大的交易是在1927年。是年11月19日,该国装运军火的沙柯达号货轮驶抵营口。这批军火内有步枪12 987箱、雷管8箱、TNT火药545箱、无烟火药309箱、黑色火药17箱、混合火药282箱、迫击炮弹17箱、推进机24箱,总量共计1176吨。挪威对与张作霖间的军火贸易十分热心,“不仅该国外交部插手,该国政府首脑也常常过问”  。

据粗略统计,张作霖在几年的时间里向西方国家购买的武器装备有:步枪38.2万支,子弹13,550万发,炮弹626箱,炸弹5,016枚,白朗宁手枪3.9万支,黑色火药2,990公斤,TNT炸药20.7万公斤,弹壳30万吨,火药4,000吨,飞机15余架及一些飞机零部件,坦克36辆,装甲车100辆,大炮100多门,订购制服、军需品价值达数百万元 。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供应的军火价格比较低廉,且交易手续灵活,附加的政治束缚很少。这种军火贸易减轻了奉张对日本的依赖程度,逐步增强了其向关内扩张、与日本抗争的军事实力。

此外,张作霖还认识到,要想彻底取得军事自主权,单纯依靠进口武器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实现武器自产。于是他决定扩建沈阳兵工厂,增强其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在兴建沈阳兵工厂时,张作霖有三点指示:第一,不用日本技师;第二,不用日本机器 ;第三,不得借日本资金。这三条指示就使这个极为重要的企业不至于只仰仗日本或其他任何单独一个国家。本着这三条原则,在兵工厂所雇用的1,516名技师中,以英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人为主,所需设备和材料分别购自捷克及英、法、德各国  。1923年,德国驻沈阳领事就报告说,张作霖元帅亲切接见了他,并且多次强调他对德国的同情,以便请求本领事支持聘用五名工程师和五名车间主任的事。为研制迫击炮,张作霖还以重金雇用英人沙敦为迫击炮厂总监。在1923年,张作霖还与德国一家公司签定了一份数额为18万元的合同,用在为兵工厂增设一座热力厂 。至1924年,兵工厂每年可制造野炮200门、重炮100门,每月可产制一三式步枪1,000支,每日夜造步枪子弹40万发。当时兵工厂的规模宏大,设备完善,“不仅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亦为之侧目”,日本人称此兵工厂为“东方第一” 。1925年3月,张作霖还派人与德国人威特签订合同,建立了化学兵工厂,并聘用了三名德国化学技师。

无论是向西方国家购置武器装备,还是自建兵工厂,都使奉系脱离了在武器供应方面仰日本一国之鼻息的艰难处境 ,不失为张作霖摆脱日本控制的一个有效手段。

四、日本在对我国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很重视对文化教育领域的侵略。他们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垄断了南满地区的教育机构,强制中国人民学习日语、学唱日本国歌。到1915年,日本在南满地区所设学校达到100多所,到1923年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共有200余处,学生总数有35,000多人 。日本人所办学校以教授日本语言文化为主,大量安排日本语的教学内容,“禁止学生阅读中国历史与地理,而授以日本历史和地理”,其目的是“为日本造就心悦诚服,俯首贴耳” 的顺民。

对于教育的重要作用,张作霖有深刻的认识,他曾说过:“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意教育与实业” 。为摆脱日本的殖民教育,他把举办教育放在极重要的地位。20年代以后,在张作霖的主持下,奉系开始独立发展东北教育事业,以与日本抗衡。在东北大学未成立之前,奉系还采取救急措施,增加了教育经费的投入,改革了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设立省教育厅管理全省教育,并扩大了中小学校的规模和数量,甚至还做出了“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的相关规定。东北大学创建之初,日本即通过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向王永江劝告说:“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兴办大学呢?”。王永江将此报告给张作霖后,张作霖十分气愤地说:“妈拉巴子,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越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此后加快了大学建设进程。1923年,省政府除拨公地外,还批准经费280万建筑和设备费。此后于1925年又将东北大学扩充为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后又设教育学院)。面对日本的教育侵略,东北大学将维护办学主权做为其办学的一个主要宗旨。到1925年,奉天省派出的232名留学生中,没有一人去日本。对于东北大学的办学成就,连日人也不得不给予很高的评价,“它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这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优秀大学。因此它的教育水准无疑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一外国人说:“张作霖自己虽然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但他能把“他个人所有的大部分财产,都拿出来办教育” ,这个评论虽有些夸张,但张作霖能拿出一笔钱创办大学,确“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同时,鉴于东北自主修建铁路之初,交通人才极其缺乏,张作霖遂于1927年用北京交通部名义,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这所大学的兴办,同样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因为一旦张作霖的铁路计划完成了,势必打破日本南满铁路的垄断地位,从而使其通过控制交通来掌控东北的企图归于破灭。为此,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特向奉天省长莫德惠发出“要求中国方面反省修建培养铁路人材” 的无理要求,并声称将不惜诉诸武力。对日本的警告,张作霖未加理睬,很快就把东北交通大学建了起来。

在自主开办教育的同时,奉系还做了收回教育权的尝试。1924年3月22日,怀德县知事王家鼎与日本满铁公主岭公所交涉,要求日方在满铁附属地里提供校址,建立一所中国初级小学,由中国官府依照中国法律管理。在日方考虑这项要求期间,4月26日,奉天省教育会和“东报”社召开特别会议,就收回教育权问题作出一项决议。该决议指出:“日本于满铁沿线设立的公学堂,不顾中国国情,正对中国学生进行同化教育,今后东三省青年因此将丧失民族和国家观念,而成为亲日的奴才,此决议非危言耸听。” 会议还制定了收回教育权的具体办法:即唤醒舆论,将此要求登载各报和杂志,并通知全国教育联合会,以为后援;对日本文化侵略政策、手段进行研究;建立中国学校;呼吁中国学生拒绝到日本学校上学;对于不听劝告仍就读于日本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剥夺其升入中国的公、私立大学及其以后进入中国政府机关从政之权力等 。时任奉天省教育厅厅长的谢荫昌对收回教育权的行动表示出明确的支持态度。在为日本教育视察团举行的宴会上,谢曾公开指责日本教育体制“扎根于日本军国主义”,并正在“破坏中国人民的教育”  。此后不久,在奉省教育会年会上谢又公开表示:应当收回非中国公民在奉省办教育的权利,应当马上告诫并禁止中国学生到日本人办的学校中去上学 。 5月2日,谢赴日本驻奉总领事馆面会船津总领事,更直截提出收回教育权的要求。谢说:“日本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在很多方面有违于中国的利益,因此,今后就对中国人的教育而言,高等和专门教育除外,对于儿童的初等教育应全部由中国方面承办。在铁路沿线附属地内,日本须提供一千坪的供中国儿童上学的学校建筑用地,此外,还应采取某种办法,将满铁经营的公学堂让渡与中国方面。” 日本对中方的正当权益和要求不予理睬。5月5日至9日,由满铁出面,断然拒绝了奉省教育厅和怀德县署关于收回教育权的要求。这场运动的近期目标,从日本手中收回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对中国儿童初等教育权的要求也未能实现。虽然奉省收回教育权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中国关内各地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24年11月,谢宣布:今后外国人设立学校须要教育厅允许,因为一国公民教育不许他国干涉 。

1922年10月,张作霖在奉天发起创办《东三省民报》,在张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该报很快成为东北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的先锋。在1927年张作霖开始征收进口附加税时,日本利用舆论大肆宣传“二十一条” 及其附约的内容,攻击张作霖无视成约,最为嚣张的是日本在奉天办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张作霖乃下令禁止中国人购读此报。他一方面构建自己的舆论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削弱日本的舆论阵地,以减少日本反动舆论对国人的影响。

正是由于张作霖不再听任日本摆布,在诸多方面或明或暗地做出努力以摆脱日本的控制,使日本的对张政策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激进的日本军方更是认为,“为伸张日本在满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并认为与张作霖谈判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张作霖已成为“日本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障碍” 。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关东军在张作霖撤回奉天的途中,策划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

论日本实施满蒙政策时对待张作霖的方针

满蒙政策,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占领中国东北,是日本统治集团梦寐以求的侵略目标。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内的各种侵华理论,总是将首先占领东北地区作为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而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清国征讨策案》 第三篇《善后处置》中,就确定对中国东北要“将东三省以及内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使之独立”。此后,在大陆政策的不断发展演变当中,日本政府又先后将中国东北地区确定为其“利益线”、“生命线”,公然提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等言论,并多次召开会议制定旨在侵略、占领中国东北的“满蒙政策”。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日本不惜“赌国运”先后与中、俄两国开战,攫取在中国东北的部分利权,然后又以这些利权为依托,以取得铁路利权为突破口,兼用经济、文化等侵略手段,不断扩大、加强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及至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又制定了以“满蒙分离政策”为核心的对华“积极政策”,计划实行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并准备以武力付诸实施。从时间上来看,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其“满蒙政策”的时期,也囊括了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军阀形成、崛起、扩张、兴盛以及最后衰亡的时期。在东北这块土地上,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极力维护、扩大其在“满蒙”的权益,甚至要侵占整个“满蒙”,将其变为自己的领土;另一方面则是奉系军阀要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环境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并以东北地区为基础,向关内扩张,武力统一全国。这两者之间矛盾的发展显然是不可调和的,因此,1928年6月4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置于死地,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若干篇文章分析了张作霖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为求得自身的发展、壮大,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性策略 :既与之交往,又抵制其侵略;既与之妥协勾结,又对其据理力争、奋力保卫国家领土主权。那么,日本帝国主义为实施其既定的“满蒙政策”,实现其占领东北的侵略目标,在1911年张作霖进入奉天到1928年皇姑屯被炸去世这段时间里,对于东三省的当权主政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又实行了怎样的方针与策略呢?本文拟以时间为序,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1911年,疑而不用,既保持联系又保持距离。

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张作霖进入奉天省城时,日本已经在东北南部地区确立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能相比的优势地位。对此,张作霖是十分清楚的。他深感要想在东北站稳脚跟,扩展势力求得发展,与日本合作、保持友好关系是极为必要的。因此,张作霖一进入奉天省城,便拜望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并多次主动向日本示好,大表“忠心”。但对于此,日本并未给予明确的答复。虽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洛合谦太郎也曾一再致电外务省,强调此时笼络张作霖是必要的,但日本外务省并未完全采纳落合谦太郎的建议。1912年2月9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电告落合谦太郎说:“关于张作霖之为人,已如前电所述:我方如向其表明态度或许下任何诺言,甚为危险,且今后赵总督如何演变,亦难预料。当此时刻,如外界泄露我国领事与彼等保有某种特殊关系,甚为不便。故希我总领事不许以任何诺言之方式与彼等保持联系,互通声气。只能止于此种程度,切不可过于深入。”  内田康哉的这则电文基本上反映出了奉系军阀尚未崛起之时,日本政府对张作霖的态度。张作霖虽几次向日本表示投靠之意,但由于张作霖其时地位不高,官阶不过是一个统领,根据以往对张作霖的了解,此时日本对张尚存疑虑,加之东三省政局形势尚不明朗,日本担心因张而影响对华外交的大局,因此,辛亥革命初期,日本对张作霖采取了既“保持联系、互通声气”,又避免“过于深入”、疑而不用的方针。

二、1912—1916年,拉拢利用,推进“满蒙独立”计划。

1912年清帝退位后,日本军部、财阀和内阁认为当时是最有利于日本、且最有把握之时机,于是处心积虑实施各种阴谋,试图将“满蒙”攫为己有。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指挥和策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张作霖,成了日本军人和宗社党人所争取和借重的对象,他们积极拉拢、游说张作霖,答应要给张以武器援助,希望在日本策动北大营兵变时,张作霖能够率部响应,宣布东三省独立 。虽然日本驻奉总领事洛合谦太郎致电外务省提醒日本军人和宗社党对张作霖不应过于轻信,但他们对此警告并未给予重视。果然,日本策动举事时,张作霖非但没有响应,相反却指挥所部对乱兵进行了镇压。

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中国政局又陷入不稳定状态。乘中国政局混乱,日本政府和军部共同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与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不同,在这次运动中,日本关东都督府打算继续依靠宗社党人进行举事的准备,而日本外务省和驻华机构却一致主张利用张作霖来推进“满蒙独立”的计划。1916年4月9日,日本石井外相电示驻奉天代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说“张作霖态度如何对东北三省今后形势关系极大”,所以,要对他进行说服工作,让他知道“此时除依靠日本外,别无他法”。次日,田中参谋次长又批示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西川虎次郎少将:“我认为,值此之际,进一步表达日本的真意,使彼(指张作霖)独立,此乃一捷径,且万分稳妥。”田中参谋次长并要求西川虎次郎,要寻找机会与张作霖见面,怂恿张起事,要对张说明:起事后,绝对保障张之地位,并在兵器与资金方面尽力与其援助 。经过密谈,矢田七太郎唆使东北要人袁金铠等拥护张作霖独立,已进展到促张发表独立宣言的地步。但是,由于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时张作霖的表现,引起了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参加该事件的日本军人的极大不满,埋下了对张不信任的种子,川岛浪速和宗社党人更是对张充满了仇恨。因此,在第二次“满蒙独立”满运动中,他们视张为实施该计划的障碍,一心想杀掉张作霖,而后一举占领奉天,将“满洲”变为宗社党天下。5月27日,他们两次企图投弹炸死张作霖未遂,反而使张对日本心怀疑惧,增加了日本外务省和驻华机构策动张作霖“独立”工作的难度。

恰当此时,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突然病死,北洋军阀发生分裂,事态为之一变,日本对华政策随之调整,“满蒙独立”计划也被迫暂时中止。

原属于袁世凯的北洋嫡系,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开始成了中国北方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奉系军阀的崛起引起了日本的极大重视,日本政界利用张作霖实施“满蒙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三、1916—1917年,怀柔笼络,给予实际的支持与援助。

1916年10月,日本军阀巨头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其侵华手法上有所改变。与大隈内阁推行的以露骨干涉为核心的侵华政策不同,寺内内阁采取以怀柔手段来保护和扩大日本在华利益。此时,日本对华侵略的重点仍然是东北地区。随着日本在东北地区侵略权益的急剧膨胀,寺内内阁开始物色和收买他们在东北地区的代理人。张作霖掌握了奉省最高统治大权后,引起了日本政界的高度重视,外务大臣后藤新平明确提出了“利用张氏(即张作霖)”的观点。后藤新平认为利用宗社党和蒙匪,远不如笼络张作霖对日本更为有利。后藤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写道:“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利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乃日本不知利用此所予之机会,反弄小阴谋,此日本对满政策之所以失败也。” 后藤新平的《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在日本政界影响很大,寺内内阁对此极为重视,及时调整了大隈内阁时期的外交政策,开始对张作霖施以怀柔笼络的方针。

寺内内阁对张作霖实行的怀柔笼络政策首先表现在“张、冯之争”发生时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上。冯德麟也是当时奉天举足轻重的实力派,民国成立后,张作霖和冯德麟所部被改编为国家正式陆军,张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冯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冯德麟极为不满,对其升迁很不服气,自以为与日本关系密切,于是向日本求援,寄望于日本帮助他与张争夺奉省大权。然而,此时日本寺内内阁已有笼络张作霖之意,认为冯没有做大事的资质,于是拒绝了冯的请求。后来,张作霖的部将汤玉麟因与张发生矛盾,与冯联合反张。在这种十分不利的处境之下,张作霖为了在对冯斗争中稳操胜券,首先了解了日本的态度,取得了日本的谅解,日本答应张作霖对此决不加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妨害。同时,在北京政府试图调停张、冯矛盾,拟派一人专任奉省省长时,日本驻奉总领事赤冢正助又从中斡旋,向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呼吁说:“新任省长一事,征诸往例,不仅对我交涉多少有些不便,而且我国政府所以对张寄予同情的原因,全在于想利用张的督军省长地位••••••能使张保持现有地位,我想(张)也会对我国力量倍加信赖,从而对于我们进行各种计划将有最大的便利。” 之后,林助权即派专使对北京政府任命奉省省长一事进行干涉,致使其最后不了了之。在张、冯激烈争斗的关键时刻,日本为笼络张作霖,不再支持老亲日派冯德麟,给予张作霖以积极援助,使得张作霖终于成为了奉省强有力的统治者。

在张作霖向黑龙江扩张的过程中,日本对张作霖同样实行了怀柔笼络的策略。1917年3月22日,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通过关东都督府转给日本政府的一份机要文件,即《菊池中佐对张作霖的意见书》,建议日本继续予张作霖以支持。菊池说:“得陇望蜀是人之常情,尤其他(指张作霖)更是如此,一旦取得大的势力之后,必将起取天下之心,事至此步,更需要我们的帮助,即使举全满蒙之权利而出卖之,亦在所不辞,而在他遭到失败时,我深信更会如此。”因此,“只有乘此机会,不失时机地利用张在东三省完成称霸的心愿,或明或暗地支持和援助他,采取一种形影不离的态度,为帝国将来着想乃上策也” 。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在张作霖插手黑龙江事务的过程中,日本又一次给张作霖以支持和援助,黑龙江遂划入张作霖的地盘,日本的势力也随之渗透到该地区。

四、1917—1927年,扶持与限制并举,通过政府正式决策,利用张作霖来实现满蒙政策。

1917年7月间,张作霖将黑龙江纳入奉系势力范围后,又开始谋划兼并吉林省。当时,日本主要是通过以段琪瑞为首的北京政府,来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虽然日本对张作霖施以笼络和怀柔政策,在张作霖扩张势力的过程中给予了其实际的支持,但日本其实并不希望张的势力过于强大。尤其面对战略位置重要、矿产资源丰富、日本可获得种种经济利益的吉林,日本政府更是十分关注张作霖对吉林的争夺。日本认为:与其让张作霖统一东三省,不如对三省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况且吉林督军孟恩远也是日本在东北的忠诚代理人,因此日本政界反对张作霖将吉林据为己有,而希望孟恩远继续留任,为此,日本蓄意制造了“宽城子事件”,对东北事务进行了强硬干涉。

1918年3月16日,张作霖命令奉军进关。这是张作霖第一次卷入全国事务。通过此行,张作霖获得了军费和武器,扩大了自己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尤其是他从北京政府那里得到了统治东北的正式认可。凭借这一认可,利用日本制造的“宽城子事件”的客观有利条件 ,张在撤回奉天的第二年便兵不血刃地将吉林纳入了自己的控制之下。从此,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取得了与直、皖两系鼎足而立的地位,成了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军阀。

对张作霖此次入关,日本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日本看来,“满洲”的治安,对于日本有直接和重大的关系,张是“满洲”的实力派,日本不希望张置“满洲”而不顾,徒然在关内逐鹿。再则,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又开始密切关注远东时局,形势迫使日本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与各国协同一致的方针。日本担心西方各国因张作霖入关的行动,而产生对日本的“怀疑”和“误解”。于是奉军刚一撤回奉天,日本驻奉总领事赤冢正助便向张作霖递交了一份警告,即“东三省和日本有密切关系,然而其治安维持者竟然擅离职守,并将军队调往中央,此不仅妨害中国之统一,而且会给东三省的治安工作带来危害,如白昼抢劫、杀害日侨等事件不仅连续发生,而且对日本的公正态度也有被误解之虞,故望慎重行事”。这一警告清楚地表明日本不同意张作霖卷入关内事务,日本希望张作霖只关注于东北事务即可。

1920年7月,关内爆发了直皖战争,由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国亲日势力——皖系军阀一败涂地,日本失去了在中国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段祺瑞,于是立即把注意力放在了“东北王”张作霖身上。驻天津日军司令官于7月24日向日本当局提出:鉴于段琪瑞在军事上的失败,北京政府的要职“将归直系,以至亲美派独占”,并估计英、美、法有“将中国置之于国际管理之下”的可能,此对日本 “殊为不利,万不能听之任之”。建议“作为紧急措施,须笼络张作霖。”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建议在华扶植张作霖,以取代段琪瑞,认为“利用张作霖,使彼依赖日本”,应为今后重要的课题。1920年8月中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出一分遣队,就是否扶持张作霖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结果发现在华的所有军人,一致认为支持张是有利的。尤其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持此主张最力。在直皖战争中,奉系曾得到关东军的密切配合,关东军曾与“满铁”协作,帮助奉系向山海关内运兵。

1921年5月,日本政府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会议作出了两项与中国东北和张作霖有关的决定。这两份文件一个是《对满蒙的政策》,另一个是《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的问题》 。通过后者,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决策的形式确定了对待张作霖的方针与政策,回答了应如何通过张作霖来维护日本在满蒙权益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如下:

“张作霖的愿望是确保维持他在东三省的实权,进而向中央政界扩展其权势,这一点已不容置疑。近来张对我文武官员述说了要得到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的要求,对张作霖今后的活动,日本的态度应格外慎重。

一般说来,在张作霖整顿和发展东三省民政和战备的过程中,在确立张的稳固统治的过程中,日本应给予张以直接和间接的援助。但是,当张作霖为实现他在中央政界的野心而寻求援助之时,则采取不予援助的态度为宜。基于上述方针,驻华的日本官员要随时向张作霖表明日本的观点,为便于彼此联系和接触,在外交上特做如下规定:

(一)日本支持张作霖,并非对张个人的支持,是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因此,无论何人,只要在满蒙能获得与张作霖同样地位者,日本都与之互相提携,彼此为共享利益而努力。

(二)在日本由西伯利亚撤兵之时,有关中东铁路问题、满蒙政策问题、朝鲜统治和维持治安,以及俄中、日俄边境地带之防卫问题,中日之间应协定设施之处很多,而当前中国方面之对手只有张作霖。为达此目的,必须使张作霖以善意对我,在这个意义上,在不使张丧失现有满蒙根基的范围内,对张援助仍属必要。

(三)关于武器供给问题,限于日本同各国签有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协定,对于张要获得武器的要求未必予以应允。与其如此,不如帮助张建立兵工厂,以实现其武器自给。

(四)关于财政援助,帝国政府并非不愿随时给予善意的考虑,重要的是应以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应采取投资合办企业的方式来进行,以便避免列强的疑心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妒忌。如果张巡阅使也愈加致力于实际的日中经济合作,例如在土地租借方面、矿山和森林经营方面以及其他有前途的企业方面,能尽力搞出现在和今后的日中合办公司的管理办法,并尽心尽力去完成所谓共存共荣的原则,那么,东三省的财政即可自发地且不显眼地繁荣起来。

(五)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日本方针的确立和实现,必须得到张作霖了解的方面还极多,尤其是关于中东铁路南线的建筑问题,要伺机实现该线的建筑,在张巡阅使的实权之下,实现南北满洲国的交通铁路顺畅起来,尤其要实现同京奉铁路的连接和统一。要向张作霖说明,一旦如此,将便利于南北满洲兵力的集结,将取得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三大利益。应通过张作霖来实现对中东铁路的借款,并且要靠张的力量来推动中东铁路局,以促进南线改筑计划的实现。”

该文件明确规定了日本对张作霖的援助原则。在中国扶持其代理人,是日本实现侵华政策的一贯手法,日本在东北推行“满蒙政策”时,亦不例外。经过多年的考察,张作霖在各方面对日本的态度,加上其在东三省的位置,还是让日本比较满意的,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日本政府通过决议正式明确了对张作霖有条件的援助原则,那就是:在确立张作霖稳固统治的过程中,日本应给予直接和间接的援助。但是,当张作霖为实现他在中央政界的野心而寻求援助之时,则采取不予援助的态度。日本支持张作霖,并非对张个人的支持,是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该文件还详列了日本要实现的所谓开发“满蒙”的计划,这个计划囊括了铁路、中日合办事业、矿山森林的开发、土地商租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总之,日本是要通过张作霖来实现他们对东北的侵略野心。放弃征服全中国的野心,做一个日本在满蒙权益的保卫者,顺从地落实日本开发满蒙的计划,是日本对张作霖的要求。

在此之后,日本对待张作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在上述原则之下进行的。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政府之所以未积极援助张作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按照日本既定原则,如张作霖向关内扩张权势,他就得不到日本的支持。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面对中国直奉两系严峻的对峙形势,日本内田外相于1922年12月致电驻奉总领事赤冢正助,发出了关于对张作霖方针的训令。内田在电文中说:“若张作霖维持其势力之下的东三省的治安,专心致力于和平之政策,其在东三省的势力,便可得到维持和巩固。一旦张凭借武力,伸张其插足中央的野心,试图进行武力统一和远征,其结果必然失败。奉直战争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若张专心致力于东三省的治安,这不仅是张自身的利益与幸福,而且是与满蒙有错综复杂厉害关系的日本所最希望的,日本对于张作霖在东三省所实行的和平政策,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不惜给予尽可能的援助。” 这一训令再次表明:张作霖只有专心致力与日本有利害关系的东三省,日本才会予以其全力支持。

1924年5月,日本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共同协定了一个重要文件,即《对华政策纲领》 。该文件将满蒙问题置于突出位置,提出要确保日本在该地域的地位和势力的扩张,尤其要执行向北满伸张势力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之下,日本政府再次郑重重申了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对张作霖要按既定方针,继续予以好意援助,维护其地位。但这样做时必须小心谨慎,不能给日本在整个中国的利益带来危害,对张作霖要适当予以指导,使其认识到,他握有实权,是以日本在满蒙的势力为背景的,因此应使他以友善的态度来回报日本。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日本外务省高唱不干涉政策,但日本军方许多人士却介入了战争。一方面向奉军派去军事顾问,提供战争情报;一方面策划向冯玉祥行贿事件,加速冯的倒戈。在张作霖即将获胜之时,日本又担心因直吴彻底失败,奉张势力过于强大,可能会难以控制,而将冯倒戈的消息通知了吴,使吴免于灭顶之灾,从而限制了奉张势力的急剧壮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对张作霖采取扶持还是限制政策,一切都是围绕如何使日本在满蒙的地位日益巩固而进行的。这一点在郭松龄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郭松龄倒戈事件爆发之初,日本统治集团决策人物一度顾虑重重。他们虽主张坚决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但又未立即进行引人注目的干涉。自原敬内阁时起,日本通过政府决议确定了援助张作霖的政策。但日本人看到的情况是:20年代以来,随着张作霖地位的提高,其自主欲和摆脱日本控制的倾向与日俱增,日本人对此极为不满。可郭松龄事件出现后,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官员几乎一致主张援张排郭,使得日本当权人物在一个新的角度上重新思考东北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张作霖令人厌恶,但尚未有人能替代其在东三省的位置,对日本来说,张作霖当权毕竟还比其他人要好些。正是在上述认识之下,日本最终确定了援张排郭方针,但同时,也做好了必要时抛弃张作霖的准备,无论是外务省还是军方,皆有这种动向 。

五、1927年—1928年,日益不满,认为已无利用价值,采取断然措施,踢开张作霖。

20年代后期,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互相争夺的加剧,日本欲解决“满蒙悬案”的心情更加迫切。1925年末,郭松龄大兵压境,日本欲乘张作霖统治垂危之际,趁火打劫,向张作霖提出解决“满蒙悬案”的草案。张当时表示同意,事后却没有履行,使得日本十分恼怒。

日本对张作霖的一贯要求是:专心致力于“满蒙”地区秩序的维持及该地区的开发,以确保和扩大日本在该地区的侵略权利。尤其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矛盾重重,日本认为张作霖卷入关内战争,会激化他们与其他列强的矛盾,影响日本在满蒙地区的优势地位。在郭松龄事件后,张作霖再次向关内扩张时,日本政府通过驻奉天领事,对张作霖发出警告说:“满蒙地区对中日双方共存共融之关系,极为重大,是以我国朝野,皆对该地区之和平特别关切。”然而张作霖绝非一个听凭日本任意摆布的玩偶,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野心,他不仅要称霸东北,而且要“问鼎中原”,随着自身势力的发展壮大,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愿望也越来越强,这样,奉系与日本之间发生的龃龉和摩擦日益频繁,日本对张作霖的怀疑和不信任感也更加增强了。

1927年4月,田中内阁上台。在对华政策上,田中赤裸裸地主张以武力“彻底地解决”中国问题,尤其是满蒙问题,6月27日,日本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满蒙政策”。会上,驻奉总领事吉田茂的意见颇受人重视。吉田茂主张以日本的国力为后盾,强力推进满蒙政策的实施。他说“虽然东三省暂维持现在的制度和组织对我方有好处,但是我方不能过分把重点偏重于张作霖的命运如何这点上”,“如果张作霖能有自我支撑的力量,则可以加以支持。但是,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也加以支持,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换言之,张作霖的命运委诸张作霖本身的力量,此点很重要”。“在政策上,不能把我方发展满蒙的意图单靠一个张作霖或某一政权的好意来实现”。“日本在满洲有租借地、铁路、附属地行政权、驻兵权、矿山及其他条约上的各种权利,日本的力量不那么薄弱”。“以前我国政策忘记了这一点,总想取悦于张作霖,反而为张作霖所利用,有不能达到目的的倾向” 。当时,与会者对吉田的意见都深以为然,一致认为日本不能满足于“满蒙”的现状,会议最终确立了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要积极将“满蒙”地区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

东方会议后,田中先后派遣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对张作霖展开了索取“满蒙”权益的交涉。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在日本人看来,这是解决该悬案的一个极好机会,因为此时张作霖已非割据一方的小军阀,而是一个“君临中国”的实权派了。就以往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而言,张对于日本的要求,必能给予优先的考虑,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去甚远。在张作霖执掌北京政权期间,日奉双方在铁路修筑、附加税征收、土地商租以及设立领事馆等问题上矛盾急剧激化。在各方面,奉张对日本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抵制措施 ,使日本“满蒙政策”的实施面临重重困难,引起了日本的严重不满。同时,随着张作霖北洋政府衰亡已成定局,日本开始在中国革命内部寻找新的在华代理人,将目标锁定在日益反共反苏和对日在满蒙特殊权益给予承认的蒋介石身上 之后,日本终于决定要对张作霖采取“断然措施”。

其实,日本要踢开张作霖的想法早就在酝酿当中。1927年6月,日本制定的《关于对满蒙政策之意见》,提出要迫使张与日本“就即设铁路之经营及新线敷设缔结新约,”“如若踌躇则推举帝国认为胜任者为东三省长官,使之实现基本要求。”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村锐市在《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另举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以取代张作霖的想法,他认为“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消长,并不像某些人的看法那样,取决于张作霖的兴亡”,“帝国应当尽快把张作霖个人的臣服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问题,截然区别地予以考虑” 。

1928年5月,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满蒙”问题如何处置,产生很大分歧,最后问题的焦点集聚在了如何对待张作霖之上:陆相白川义主张日本必须让张作霖下野,关东军和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也力主排除张作霖;田中首相仍想利用张作霖来完成东方会议的“满蒙铁路计划”以及南北分治进而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图谋,因而断然反对抛弃张作霖。但此时,即便是田中内阁对田中的主张也并非一致赞成,如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批评田中“始终以张作霖为唯一目标,凡事取决于此,乃极为短见,且屑极不得计”,认为“必须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问题截然分开” 。日本军部因张作霖自入主北京后暗中亲近英美、疏远日本而倾向于诉诸武力,关东军更是武力解决的急先锋。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少壮派军人,更是把张作霖看成是“日本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障碍”,要除掉这一障碍,须果断地实施“外科手术”,暗杀张作霖。关东军司令官关村冈长太郎提出:杀死巨头,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无论怎样,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由此,关东军军人策划的谋杀张作霖的阴谋行动——皇姑屯事件于1928年6月4日发生了。日本利用张作霖实施“满蒙政策”,使“满蒙”脱离中国政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策略也就此化为了泡影。

六、结语

在中国扶持代理人,是日本实现侵华政策的一贯手法,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过程中,作为东三省实力派的张作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拉拢和利用的对象。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在奉系军阀崛起、扩张、兴盛及衰亡的过程中,不同时期日本对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采取了不同方针与政策。辛亥革命初期,张作霖还只是一个统领,政治地位不高,尚未引起日本对他足够的重视,虽然张作霖多次主动向日本示好,日本却对他采用既保持联系,又保持距离的方针。之后,随着张作霖政治地位日益提高,日本对张作霖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加,在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张作霖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拉拢利用、实施阴谋的重要对象。1916年,张作霖掌握了奉省最高统治大权后,更是引起了日本的高度重视,日本政界利用张作霖实施“满蒙政策”的呼声高涨,外务大臣后藤新平明确提出了“利用张氏”的观点,日本内阁开始对张作霖施以怀柔笼络的方针,在张作霖争夺奉省统治权和兼并黑龙江时给予了实际的支持与援助。但是,奉系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实力的增强,张作霖真正的发展与壮大,并不是日本的希望之所在。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张作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让张作霖心甘情愿地依附于日本,好通过他来切实推进“满蒙政策”的实施,他们不希望张作霖的势力过于强大,更不希望张逐鹿中原。直皖战争后,日本因失去了在中国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段祺瑞,才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东北王”张作霖身上,并且于1921年第一次以政府决策的形式确定了对待张作霖的方针,正式明确了对张有条件的援助原则。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对待张作霖的方针基本上都遵循了这种原则,对张采取了扶持与限制并举的策略。但张作霖绝非一个听凭日本任意摆布的玩偶,在奉系发展壮大,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张作霖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愿望越来越强,在各方面,对日本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抵制措施,引起了日本的严重不满,日本开始酝酿在东北另举代理人。1928年,随着张作霖北洋政府的日益衰亡,日本在华寻找到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认为张作霖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于是决定对张采取“断然措施”,阴谋制造了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皇姑屯事件。由此可见,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时,对张作霖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完全是以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利为转移的,是随着日本“满蒙政策”的具体推进情况而进行调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皇姑屯事件的发生无疑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推行“满蒙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