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来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地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蒋介石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蒋介石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蒋介石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蒋介石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赞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当东北军报告蒋介石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 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蒋介石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蒋介石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蒋介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蒋介石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群众更是跃跃欲试,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蒋介石的态度。如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背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 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蒋介石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及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得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 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 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 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蒋介石。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 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的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蒋介石的呵斥,仍不厌其烦的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蒋介石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蒋介石改变态度的台阶,蒋介石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蒋介石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蒋介石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蒋介石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当时的焦点就是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蒋介石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的释放蒋介石。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 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蒋介石的心迹。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蒋介石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要求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要求,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  “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 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 张学良显然是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蒋介石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蒋介石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蒋介石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 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蒋介石)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  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的结果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蒋介石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蒋介石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消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危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虽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等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蒋介石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3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事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 “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 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西北军、东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2封为蒋介石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到:“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蒋介石能释放张学良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主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以“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 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 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中东路俄国护路军侵入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改变

中东路俄国护路军是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执事人员之安全和保障铁路施工和未来的经营”为借口,以中东铁路公司理事会的名义擅自单方面组建的一支非法武装军事力量。它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保证中东铁路的安全,而是俄国欲求在东北亚地区扩张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环节。中东路俄国护路军进入东北不仅践踏了中国的主权,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面貌,而且吸引了各列强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使东北亚国际格局发生了激烈动荡和巨变,东北亚地区由此成为各列强角逐的战场。

一、中东路俄国护路军侵入前的东北亚格局

东北亚是指亚洲的东北部地区,按地理位置的分布,包括当时的中国、俄罗斯、日本、朝鲜。也就是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清末以前,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一国称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以“天朝大国”自居,将周围的朝鲜、日本、俄罗斯视为蛮夷戎狄,除了朝贡和宗番关系外,不承认其它形式的中外政治关系。1840年以后,伴随着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的先后崛起,不仅使中国独霸东北亚的格局被打破,而且中国和朝鲜逐渐成为各列强蚕食和侵吞的对象,东北亚地区也由此成为各列强角逐的战场。中东铁路护路军进入中国前,东北亚格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东北亚强国。

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岛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在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昭示臣民:“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表达出强烈的对外扩张意愿 。并逐步确立了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加紧了北上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从1875年到1885年的十年间,日本通过“江华岛事件”、“壬午兵变”、“甲申事变”以及朝日间签订的“江华条约”、“济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将朝鲜变成了它的半殖民地,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继之,日本将侵略的锋芒直指中国。在国内大造“紧邻之处”“行将乘我之弊”的舆论,把中国置于“假想敌”的位置,加紧扩充日本的陆海军军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案》,将“征服中国”列上议事日程。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全罗道农民起义之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先于清政府出兵朝鲜,并借机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历时5个月的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攫取了台湾、澎湖列岛和对朝鲜的控制权,在东北亚取得了比欧美列强更多的侵略权益,由于从中国获得了巨额赔款,日本将其中的3.1亿日元用在其它军费上面,并制定了以增强军备为核心的《十年计划》。随着《十年计划》的逐步实行,日本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亚强国。

2、沙皇俄国将侵略目标转向东北亚。

俄国是地跨亚欧的老牌军事封建帝国,其对外政策始终关注于欧洲、中东和远东几个有利益的地区,在远东特别是中国和朝鲜 。在1840年以前,清王朝的军事阻力使俄国的东扩野心始终未能得逞。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益显露,使得俄国向中国扩张领土的野心得以死灰复燃,加之俄国在中亚、近东地区与英、德、法、奥的长期较量中,屡屡受挫,只能“量力而行”,调整外交政策,将侵略的重点转向远东太平洋地区。

沙俄为实现它的远东政策,第一个采取的措施就是修筑了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沙俄把对外扩张的注意力移向东北亚的开始,也是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开端。西伯利亚铁路不仅有重大的“战略上”的军事意义,以及和英国争夺中国市场的经济意义,在俄国方面认为“一旦在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葛,它都将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具有极大重要的意义” 。从此,俄国大规模采用军事力量和“铁路银行的征服”政策开始了在远东的侵略扩张活动,急速地向它在东方新崛起的竞争对手——日本逼近。

正在俄国积极推行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核心的远东政策时,1894年日本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俄国的打击是致命的,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引起了俄国的恐慌。俄国外相罗巴诺夫认为:“若日本一旦在辽东半岛据有良好军港,其势力不受限于半岛之内;将来朝鲜全国及整个满洲北部丰饶地区将因日本众多殖民移入,最后成为日本版图,且危及俄国的海陆领土。” 于是,联合德、法两国发起了“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由于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表现,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进而俄国沙皇政府又以同中国共同防御日本为名,诱迫清政府于1896年6月3日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以日本为对手的中俄两国制定的攻守同盟条约,俄国据此条约,取得了建造中东铁路的权利,也使清政府置于俄国准保护国的地位。

3、原有“华夷秩序”被颠覆。作为“华夷秩序”的核心,中国尽管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屈辱,列强所要达到的目的还停留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层面,还未发展到试图控制和建立新秩序的阶段,只是希望利用和介入原有的秩序或改造过的传统的秩序增进自己的商业利益。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极大地颠覆了中国的地位,颠覆了在东北亚业已存在了千年的国际格局,中国再也无法决定东北亚时局的发展了,其东北亚的核心地位受到了日、俄的强烈冲击。

二、中东路俄国护路军的侵入冲击了东北亚安全体系

俄国护路军作为军事力量非法进入中国境内,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由于清政府对俄国的这一行径缺乏足够的认识,并未加以制止,客观上助长了俄国的嚣张气焰。从此打开来了外国军事势力进入东北的大门,侵入中国铁路沿线的恶劣先例,成为中国东北边疆稳定的最大隐患。

根据1896年9月8日中俄两国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中东铁路的护路权原本为中国所有。因为合同明确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至于经理铁路等事需用华洋人役,皆准该公司由便雇觅。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 中国方面也曾据此合同派驻军队,进入铁路勘测和建筑线,履行职责。

但俄国修筑中东铁路的战略目的,除加强俄国在远东的经贸地位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沙皇政府对修筑中东铁路的战略构思早在中俄密约签订前既已确定。1896年4月,俄国远东政策的制定者、“中俄密约”的拟稿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呈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节略》中曾露骨地表示:“从政治和战略上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里,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距中国首都的近近距离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出现,一种可能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同俄国接近” 。

对于这样一条旨在称霸远东、肢解中国边疆、武力控制中国的战略铁路,沙皇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允许中国来保护的。1896年9月20日,维特利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序言中“详细章程,另有合同载明”的潜台词,炮制了总计30条的《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其中第八款中即有:“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保中东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使之不受一切方面之攻击。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妥派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办理”的条目 ,擅自将中东铁路的护路权由中国篡改为俄国。

对这种公然干涉别国主权的重大条款,沙皇政府以《章程》为公司管理条例为词,擅自单方面拟定并执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凡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主权问题的任何文件,必须由有关国家政府共同签订才有法律效力。因此关于俄国护路权问题中国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从未承认过。但在当时,清政府对俄国炮制《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直到沙俄非法组编的护路军分批出现在铁路沿线之后才大吃一惊。为此,光绪发布上谕表示:“《铁路合同》未经声明驻军保护,近日俄使亦并未将此节先行知照,何遽以保护铁路为名,派兵分驻?” 衰败的清政府虽然对俄护路军侵入无力阻止,但也从未承认。

1897年8月1日,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通过第114号议定书,委派外里海第4步兵旅上校旅长葛伦格罗斯为护路军司令,并责成他招募首批护路军。1897年10月,由5个骑兵连,750名士兵组成的护路军组建完成,并于1898年1月正式抵达海参崴。经短期休整,开入东北铁路工地,替代原负责守卫任务的俄国边防军。

从1898年初到1899年6月间,俄国先后派出了四批护路军进入中东路区,在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上“共有护路军计十九个哥萨克骑兵连和八个步兵连”。“军官69人,士兵4658人”  。

随着俄国护路军分批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中东铁路当局根据各路段的需要,分别在铁路沿线建立了连队基地和铁路哨所,配备护卫力量。到1900年6月,完成了各路段的兵力部署。除此之外,护路军还派出一部分兵力到远离铁路线以外的要害地区设据点,以保障铁路公司的所需物资安全采集运送 。

随着俄国护路军进驻铁路沿线和俄国占领旅顺口,中国东北便处于俄国严重的武力威胁之下,护路军通过其在铁路沿线的哨所,将外贝加尔、海参崴和旅顺口的俄军联为一体,护路军直据东北三省腹地,使俄国远东部队对东三省形成了“据心腹而制其手足”的态势,东三省随时面临着被俄国武装占领和吞并的威胁。1900年,俄国派遣军与护路军里应外合,一举占领东北就是俄国企图用其武装占领和吞并东北全境的尝试。

三、中东路俄国护路军的侵入使俄国势力范围迅速膨胀,逐渐形成了对东北的垄断地位。

中东铁路护路军的进入使俄国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迅速膨胀,直接改变了原本相对均衡的东北亚格局,一跃而成为东北亚地区绝对的政治、军事强国。

修筑中东铁路和派遣护路军,是俄国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张战略的第一步。就在第一批护路军进入中国境内的当月,沙皇政府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向中国扩张问题。新任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竭力主张:不仅应该向中国政府提出对旅顺和大连的租让,“而且要求整个辽东半岛”,如果不占领辽东半岛,俄国在战时“就将无法保卫旅大”“除此之外,须尽快地建好从东省铁路到旅顺的支线” 。1898年3月至7月间,俄国以护路为名,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借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中国允准俄国修筑中东铁路至旅大的支线 。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以“T”字形的格局纵横东北,连接远东与欧洲,并通过旅顺口的军港地位,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治地位大大提升。

俄军占领旅大后,不断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①拨巨资修建陆地要塞、改造旅顺口军港,以使旅顺口“成为永远占领辽东半岛的基地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屏障,同时成为海军基地和太平洋分舰队的停泊地”; ②将旅大租借地改为“关东省”,进行殖民统治,整个租借地的居民被置于沙俄严酷的军事殖民统治之下;③通过铁路经营权、军事护路权、开矿设厂权以及税收的特殊待遇,将大量资本投入东北,形成了一个“以铁路为中心并渗透到东北各主要经济部门的工商网络”,控制东北经济命脉,掠夺东北财富。俄军驻足旅顺口,已远远超出了护路和军事占领的战略目标,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治地位大大增强。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和旅顺口的租占等俄国远东政策的成功,俄国国内掀起了“条条大路通满洲”的狂热 。进入东北的护路军俨然以强盗的姿态出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东铁路护路军进入东北并遭到抵抗,成为了俄国大规模武装侵略东北的导火索。1900年在中国的北方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灭洋”运动——义和团运动,再一次搅动了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在东北义和团运动的显著特征是打击俄国侵略者,几乎所有中东铁路沿线的车站、码头、护路军哨所和铁路桥梁均遭到攻击。伺机而动的列强则借口保护本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竟然联合将军队开入中国境内形成“八国联军”干涉行动。

在东北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俄国看到了以护路为名武装占据东北的大好时机,确定了“俄国在远东的任务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政策,其政策的核心是:既要确保俄国在参加列强的联合行动中捞取利益,又要趁机夺取整个“满洲”,企图通过对东北的全面军事占领确保在东北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的,俄国一面加派护路军,一面派遣正规军进入东北。7月23日,俄国政府决定组成4个兵团,分别从旅顺口、伯力、海兰泡、满洲里、海参崴五个方向进攻东北三省,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

为实现迅速占领东北的计划,俄国将先期进入东北的护路军编入各军团。这些护路军已来东北三年之久,了解当地的地理和民情,熟悉中国军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他们对中国驻军的人数、武器装备、调动及布防情况的了解,由于护路军曾遭到中国军民的打击,在配合派遣军的作战中,他们表现极为凶残,充当了各路侵华俄军的向导和急先锋。1900年12月,侵华俄国攻占了东北各主要城市与主要交通线。俄国以护路为名,以武力入侵的方式实现了对东北的占领。

这时俄国认为时机成熟了,便揭去“雇佣”的面纱,丢开了“护路”的招牌,公然将中东铁路护路队改编为正规军。俄国于1901年2月1日宣布,将中东铁路护路军并入俄国边防独立兵团,设立外阿穆尔军区,辖区为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铁路地段。1901年3月22日,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通过第1460号议定书,任命萨哈罗夫中将为外阿穆尔军区暨边防独立军团司令。经过俄财政部和陆军部商议:“决定将护路军的人数扩大到25000人,并增强火力,加强炮兵,建立特别预备队,使之全盘战斗化。”其实,在实际编制完成时,其兵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竟达4万余人。其护路军的性质也由“单纯的护路和护卫铁路人员不受意外袭击,一变而为前沿部队,或曰常驻基干部队。”再加上巡逻舰队和铁道武装,无论从数量、战斗力、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等各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原有组织形式,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虽然名义上仍是执行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护路任务,而实际上它已由原来防御性质的护卫部队转变成为进攻性质的常驻部队。这种性质的变化,使它成为俄国“武力征服”的占领军,更是侵略中国东北和实施远东战略的先头部队。

俄国军事占领东北后,竟然继续将其十几万正规军和“护路队”滞留在中国的东北,试图凭借其天时地利,用军事实力彻底将满洲大门关上,实施独占统治。不仅拒绝日本提出达到“满鲜互换”建议,试图趁势将日本永远拒于东北亚大陆之外。这标志着自中东铁路护路军进入东北后,通过将近3年的时间,实现了对东北的绝对垄断地位。

四、中东路俄国护路军的侵入使中、俄两个主要东北亚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升级和激化

俄国护路军与东北民众的冲突起因源于“护路军”武装强占农民的土地和“铁路当局勾结地方官吏强购农田作为铁路用地”。护路军进入东北后,俨然以征服者的姿态,毫无军纪,肆意妄为,他们“在各村屯随意侵夺民房,奸污妇女,欺骗和诈取钱财,掠夺财产,用暴力抢走谷物和粮食,以种种手段扰乱和侮辱当地居民,以致他们在俄国人的欺压下无法生活 。1898年,盖平南乡人民因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支线,“强行占地,发价太少”,群众纷纷反抗,护路军派部进行恫吓,“几酿变故”。护路军经常动用马刀、步枪,甚至是机枪来驱赶保护家园和土地的农民,致使流血冲突不断,最终被迫离开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游民。

中东铁路护路军以武力驱逐中国农民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英勇反抗。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首先起来纷纷加入到由贫苦农民以及手工业者、车夫和猎户组成的“红胡子”队伍,以打击恣意妄为的护路军。1898年在西起扎兰屯,中经齐齐哈尔、哈尔滨,东至松花江河谷和乌吉密到一面坡,从哈尔滨以南到昌图府的漫长铁路线上,“红胡子”队伍向护路军发起了不断的武装袭击事件,他们截击铁路公司过往的车辆、进攻护路军哨所,造成了护路军的伤亡。

这种民族矛盾的加剧导致了东北义和团对护路军的抗击。从1900年6月起,反抗中东铁路护路军的暴行,促使义和团运动在东北迅猛发展,护路军成为义和团打击的主要对象。6月27日,辽南义和团首先烧毁了辽阳城北大桥和护路军哨所。接着东三省义和团和驻守的清军官兵一起,先后向设立在盛京、辽阳、铁岭、吉林、兴安山口等车站和码头的护路军哨所展开进攻,“所有俄国铁路侨房均被百姓拆毁” 。

护路军与东北民众的残酷镇压加剧了与东三省官员、驻军与护路军之间的矛盾。在东北民众抗击护路军的初期,东北地方官员和驻军虽然对护路军的暴行也极为不满,但还是出于责任积极维持治安。但随着东北地区民族危机的加剧,在红胡子和当地居民反抗和袭击护路军的初期,东北地方官员和驻军虽然也对护路军极度不满,但还是配合并帮助维持治安的。但随着东北地区民族危机加剧,人民反抗斗争逐步高涨,他们也和人民群众一道反抗俄铁路当局和护路军的暴行。甚至东三省出现了驻军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由支持当地居民同 护路军作斗争,到公开与护路军发生武装冲突的新变化。既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的需要的一种政策导向。

俄国原本通过扩大护路军来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工程的顺利进行,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其一,护路军进入东北执行护路任务,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军事性质。其二,护路军与中东铁路当局相结合,以武力手段强购农田,并随意侵夺民房,掠夺财物,引发了东三省居民和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其三,护路军一再扩编,并配备炮兵,使这支原本为防御性质的护路军转变成了带有进攻性质的军事力量。这只能加剧东北人民的反抗情绪。

随着护路军的大量涌入和滞留等问题的出现,也致使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形成的“联俄拒日”的外交政策开始动摇起来,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逐渐走向亲英的老路上,甚至有些士大夫竟主张“以联日为善策”。认为俄国依靠军事实力,俨然已成为东三省的实际统治者,践踏中国主权,中俄矛盾成为当时中外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

五、中东路俄国护路军的侵入引起了东北亚的国际争端和政治格局的裂变

中东铁路护路军侵入东北,不仅激化了中俄矛盾,也使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形式骤然紧张起来,使这一地区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和矛盾的焦点,导致了以下几个后果:

1、英、俄矛盾加剧。俄国势力侵入东北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认为这是对“英国在太平洋地位的一个挑衅” 。在争夺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英国是异常积极的。对于沙俄在华势力的扩张更是不能无动于衷。英国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1898年1月到3月,与俄国多次展开会谈。英国想在世界范围同俄国“划分势力”,但俄国却只想处理“当前十分急迫的中国事务”,其目的是“控制中国很重要的部分,使之完全没有其它国家的竞争。” 为了抵消俄国在远东势力的增长,英国于同年4月19日强行占领了威海卫,在中国的京畿的门户地区,也是在东北亚的中心地带虎视眈眈地监视俄国。1898年10月,英国趁亲俄派李鸿章下台,清政府内部亲俄势力一蹶不振的情况下,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山海关——牛庄铁路借款合同》,以求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英俄两国在东北的争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后迫于形势的变化,俄国被迫改变同英的关系,双方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后,于1899年4月28日,达成协议:“英国约定不在中国长城以北,为自己或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俄国方面约定不在扬子江流域为自己或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 。简而言之就是,俄国不阻挠英国在长江地区的任何铁路事业;英国也不阻挠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事业。英俄两国缔结的协约,实际上是双方瓜分中国主权的约定,对外却声称“并无侵犯中国主权或现存各条约之意。”是为了“巩固远东的和平和适合中国自己的最基本的利益。” 表面上,英、俄两国在东北的激烈争夺已达成妥协,但两国争夺的战略目标都没有改变,其妥协只是暂时的。1901年10月,英、德两国就中国问题签署协定,宣称两国在华不为本国谋取“任何领土利益,并应使它们的政策以维持中华帝国领土不遭削减为目标” 英、德协议的目标直指俄国。

2、美国加入东北亚争夺。美国在早期的东方关系中,主要将关注的利益视线放在中国的广州,美国产生东北亚区域的概念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侵略势力的迅速扩大,更进一步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东北亚方向来。由于中东铁路护路军进入东北地区后日渐显露的“独占”趋势,让美国也倍感忧心,美国担心“如果俄国占领满洲,他们将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此开港、筑路和开矿” 。其实,美国资本对东北亚的关心从19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并曾提出了修筑一条纵贯东北的铁路,以把“中国从俄国人的入侵中解放出来”,进而向俄国提出了共同修筑中东铁路的建议,并极力使俄国相信: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俄国最可信赖的同盟者。” 然而,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俄国的目的是独霸东北亚地区,当然不能允许其它列强插手。

美国资产阶级普遍感到他们有被赶出东北市场的危险,对俄国开始怀恨在心,他们一再敦促美国政府重视中国事态的发展。1899年9月6日,在中国没有任何势力范围的美国向英、德、俄、日、意、法六国递交了有关中国“门户开放”的照会。要求六国承认一下三项原则:(1)对于在中国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2)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利益范围”内的一切口岸;(3)在各自“利益范围”内任何口岸对他国人入港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用,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费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是一个相互制约机制,对于在东北已经形成优势地位的俄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表明美国已加入了东北亚的角逐。英、德两国都以“其他国家均无异议”作为“先决条件”承认了美国的建议,日本“不仅对其宗旨无可反对”,“而且认为排除二三强国之垄断利益,或对保全中国有益” 。而俄国则认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针对自己的,认为如实行这一政策,俄国将失去在满洲的所有优惠待遇。提出在必要的情况下,要俄国放弃这一权益的条件,即“凡希望享有中东铁路公司规定的那些特惠”的大国,“要负担俄国为了满洲所有铁路企业正在负担、并将继续负担的那种巨大的物资耗费”,等于拒绝了这一要求。1900年,针对俄国全面占领东北的情况,美国再次提出了“门户开放”的照会,其中更增添了“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针对俄国的意图更见明显。但由于美国当时基本上还处于经济和外交手段参与瓜分世界,不想采取军事对抗的形式。为此,美国曾几次试图与俄国展开合作,均以失败告终。于是,美国开始暗中鼓励日本向居于东北亚优势地位的俄国发起挑战,这无疑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3、日、英、美结成联盟共同抗俄。日俄是争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的问题上输给了俄国后,一直卧薪尝胆,期待有朝一日能够独霸东北。俄国军事势力独占东北,激起了英、日、美的极端不满,促成了英、日、美三国形成联盟。在这一联盟形成期间,日本利用英、俄固有矛盾,极力寻求同英国建立同盟,共同对俄。日本外相小村指出:“只要俄国在“护路”名义下拥有中国东三省的驻兵权,满洲即归于俄国事实上的占领” ,“如果同英国结成同盟,即可抑制俄国之野心”。英国对俄国无视双边协议,也极为不安,也希望在东北亚谋求一个盟友共同抗俄。英、日两国于1902年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决定共同对俄。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在中国或朝鲜的“特殊利益”因他国的侵略行动或因中国和朝鲜发生内乱而遭损害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缔约一方为维护上述利益同第三国开战时,其另一方严守中立,并阻止他国参加;缔约中任何一方,未经与对方协议,不得同他国订立协定” 。对于英日同盟协定,美国表示非常赞同,认为它是“美国商业和工业在远东发展”的重要保证。之后,美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加入英、日同盟。

俄国在日、英、美三国的坚决抵制下,被迫放弃了从“满洲撤军期限的协定”。1903年,俄国举行远东政策讨论会,会议通过了七点意见,主要内容是:俄国撤出的地区,不应割让、租借或转让给其他国家。图谋将东三省和蒙古、华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插足。达到独占整个东北的目的。俄国不履行撤兵条约,又向中国提出对所有外国人关闭满洲的要求,更加促使日、英、美结成反俄统一战线。日本开始积极行动起来,随时准备以武力与俄国争霸东北亚;美国对俄国的“七条”表示强烈抗议,认为是对美国的公开挑衅;英国追随美国,支持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张。

英、日同盟的签订,完全是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它产生了三个直接的后果:一使俄国在东北亚处于政治孤立的地位。二是使各列强在东北亚的争夺已经走向了集团化;三是促使日本用战争的方式解决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矛盾。四是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均衡的政治格局与体系。1902年,日本政府通过《对清、对韩最高国策》的决议。决议声称:“试看数年来欧美诸邦对东亚大陆,特别是对中国之企图……各自热衷于扩张其利益,锐意经营,唯恐有所不及。然而,帝国在仅有一水之隔、利害关系亦最为密切的此等地区之措施,却尚未予以应有之充分注意。”为此日本在该决议中决心要“排除”来自俄国积极占领满洲的危险。1903年日本的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做出决议,要与俄国认真解决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等于说,日本准备利用战争手段解决日俄之间的矛盾。1904爆发的日俄战争,历时近一年半的时间,东北大地“数万生灵,肉飞血溅”,“未数月即变砾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俄战争的实质是由于俄国在东北亚扩张,导致东北亚格局发生变化后,日本寻求建立新秩序的必然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帝国主义瓜分纷纷染指东北亚,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作为老牌的军事封建国家,俄国在同其他国家的角逐中,深感资本的不足,不得不“借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同其他国家相抗争。用哥萨克的刺刀为俄国资本开辟道路,并保护这一资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增值”,其影响是深远的。

俄国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和派驻护路军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原本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获得了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势地位;中东铁路护路军的进入,既导致了东北亚国际局势的紧张,又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从东北亚区域开始,老牌帝国主义和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谋求独占与反对他人独占的斗争成为了此时东北亚政治局势的鲜明特征。

中东路俄国护路军是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执事人员之安全和保障铁路施工和未来的经营”为借口,以中东铁路公司理事会的名义擅自单方面组建的一支非法武装军事力量。它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保证中东铁路的安全,而是俄国欲求在东北亚地区扩张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环节。中东路俄国护路军进入东北不仅践踏了中国的主权,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面貌,而且吸引了各列强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使东北亚国际格局发生了激烈动荡和巨变,东北亚地区由此成为各列强角逐的战场。

一、中东路俄国护路军侵入前的东北亚格局

东北亚是指亚洲的东北部地区,按地理位置的分布,包括当时的中国、俄罗斯、日本、朝鲜。也就是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清末以前,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一国称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以“天朝大国”自居,将周围的朝鲜、日本、俄罗斯视为蛮夷戎狄,除了朝贡和宗番关系外,不承认其它形式的中外政治关系。1840年以后,伴随着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的先后崛起,不仅使中国独霸东北亚的格局被打破,而且中国和朝鲜逐渐成为各列强蚕食和侵吞的对象,东北亚地区也由此成为各列强角逐的战场。中东铁路护路军进入中国前,东北亚格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东北亚强国。

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岛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在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昭示臣民:“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表达出强烈的对外扩张意愿 。并逐步确立了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加紧了北上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从1875年到1885年的十年间,日本通过“江华岛事件”、“壬午兵变”、“甲申事变”以及朝日间签订的“江华条约”、“济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将朝鲜变成了它的半殖民地,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继之,日本将侵略的锋芒直指中国。在国内大造“紧邻之处”“行将乘我之弊”的舆论,把中国置于“假想敌”的位置,加紧扩充日本的陆海军军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案》,将“征服中国”列上议事日程。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全罗道农民起义之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先于清政府出兵朝鲜,并借机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历时5个月的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攫取了台湾、澎湖列岛和对朝鲜的控制权,在东北亚取得了比欧美列强更多的侵略权益,由于从中国获得了巨额赔款,日本将其中的3.1亿日元用在其它军费上面,并制定了以增强军备为核心的《十年计划》。随着《十年计划》的逐步实行,日本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亚强国。

2、沙皇俄国将侵略目标转向东北亚。

俄国是地跨亚欧的老牌军事封建帝国,其对外政策始终关注于欧洲、中东和远东几个有利益的地区,在远东特别是中国和朝鲜 。在1840年以前,清王朝的军事阻力使俄国的东扩野心始终未能得逞。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益显露,使得俄国向中国扩张领土的野心得以死灰复燃,加之俄国在中亚、近东地区与英、德、法、奥的长期较量中,屡屡受挫,只能“量力而行”,调整外交政策,将侵略的重点转向远东太平洋地区。

沙俄为实现它的远东政策,第一个采取的措施就是修筑了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沙俄把对外扩张的注意力移向东北亚的开始,也是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开端。西伯利亚铁路不仅有重大的“战略上”的军事意义,以及和英国争夺中国市场的经济意义,在俄国方面认为“一旦在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葛,它都将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具有极大重要的意义” 。从此,俄国大规模采用军事力量和“铁路银行的征服”政策开始了在远东的侵略扩张活动,急速地向它在东方新崛起的竞争对手——日本逼近。

正在俄国积极推行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核心的远东政策时,1894年日本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俄国的打击是致命的,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引起了俄国的恐慌。俄国外相罗巴诺夫认为:“若日本一旦在辽东半岛据有良好军港,其势力不受限于半岛之内;将来朝鲜全国及整个满洲北部丰饶地区将因日本众多殖民移入,最后成为日本版图,且危及俄国的海陆领土。” 于是,联合德、法两国发起了“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由于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表现,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进而俄国沙皇政府又以同中国共同防御日本为名,诱迫清政府于1896年6月3日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以日本为对手的中俄两国制定的攻守同盟条约,俄国据此条约,取得了建造中东铁路的权利,也使清政府置于俄国准保护国的地位。

3、原有“华夷秩序”被颠覆。作为“华夷秩序”的核心,中国尽管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屈辱,列强所要达到的目的还停留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层面,还未发展到试图控制和建立新秩序的阶段,只是希望利用和介入原有的秩序或改造过的传统的秩序增进自己的商业利益。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极大地颠覆了中国的地位,颠覆了在东北亚业已存在了千年的国际格局,中国再也无法决定东北亚时局的发展了,其东北亚的核心地位受到了日、俄的强烈冲击。

二、中东路俄国护路军的侵入冲击了东北亚安全体系

俄国护路军作为军事力量非法进入中国境内,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由于清政府对俄国的这一行径缺乏足够的认识,并未加以制止,客观上助长了俄国的嚣张气焰。从此打开来了外国军事势力进入东北的大门,侵入中国铁路沿线的恶劣先例,成为中国东北边疆稳定的最大隐患。

根据1896年9月8日中俄两国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中东铁路的护路权原本为中国所有。因为合同明确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至于经理铁路等事需用华洋人役,皆准该公司由便雇觅。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 中国方面也曾据此合同派驻军队,进入铁路勘测和建筑线,履行职责。

但俄国修筑中东铁路的战略目的,除加强俄国在远东的经贸地位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沙皇政府对修筑中东铁路的战略构思早在中俄密约签订前既已确定。1896年4月,俄国远东政策的制定者、“中俄密约”的拟稿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呈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节略》中曾露骨地表示:“从政治和战略上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里,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距中国首都的近近距离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出现,一种可能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同俄国接近” 。

对于这样一条旨在称霸远东、肢解中国边疆、武力控制中国的战略铁路,沙皇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允许中国来保护的。1896年9月20日,维特利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序言中“详细章程,另有合同载明”的潜台词,炮制了总计30条的《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其中第八款中即有:“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保中东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使之不受一切方面之攻击。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妥派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办理”的条目 ,擅自将中东铁路的护路权由中国篡改为俄国。

对这种公然干涉别国主权的重大条款,沙皇政府以《章程》为公司管理条例为词,擅自单方面拟定并执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凡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主权问题的任何文件,必须由有关国家政府共同签订才有法律效力。因此关于俄国护路权问题中国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从未承认过。但在当时,清政府对俄国炮制《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直到沙俄非法组编的护路军分批出现在铁路沿线之后才大吃一惊。为此,光绪发布上谕表示:“《铁路合同》未经声明驻军保护,近日俄使亦并未将此节先行知照,何遽以保护铁路为名,派兵分驻?” 衰败的清政府虽然对俄护路军侵入无力阻止,但也从未承认。

1897年8月1日,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通过第114号议定书,委派外里海第4步兵旅上校旅长葛伦格罗斯为护路军司令,并责成他招募首批护路军。1897年10月,由5个骑兵连,750名士兵组成的护路军组建完成,并于1898年1月正式抵达海参崴。经短期休整,开入东北铁路工地,替代原负责守卫任务的俄国边防军。

从1898年初到1899年6月间,俄国先后派出了四批护路军进入中东路区,在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上“共有护路军计十九个哥萨克骑兵连和八个步兵连”。“军官69人,士兵4658人”  。

随着俄国护路军分批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中东铁路当局根据各路段的需要,分别在铁路沿线建立了连队基地和铁路哨所,配备护卫力量。到1900年6月,完成了各路段的兵力部署。除此之外,护路军还派出一部分兵力到远离铁路线以外的要害地区设据点,以保障铁路公司的所需物资安全采集运送 。

随着俄国护路军进驻铁路沿线和俄国占领旅顺口,中国东北便处于俄国严重的武力威胁之下,护路军通过其在铁路沿线的哨所,将外贝加尔、海参崴和旅顺口的俄军联为一体,护路军直据东北三省腹地,使俄国远东部队对东三省形成了“据心腹而制其手足”的态势,东三省随时面临着被俄国武装占领和吞并的威胁。1900年,俄国派遣军与护路军里应外合,一举占领东北就是俄国企图用其武装占领和吞并东北全境的尝试。

三、中东路俄国护路军的侵入使俄国势力范围迅速膨胀,逐渐形成了对东北的垄断地位。

中东铁路护路军的进入使俄国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迅速膨胀,直接改变了原本相对均衡的东北亚格局,一跃而成为东北亚地区绝对的政治、军事强国。

修筑中东铁路和派遣护路军,是俄国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张战略的第一步。就在第一批护路军进入中国境内的当月,沙皇政府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向中国扩张问题。新任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竭力主张:不仅应该向中国政府提出对旅顺和大连的租让,“而且要求整个辽东半岛”,如果不占领辽东半岛,俄国在战时“就将无法保卫旅大”“除此之外,须尽快地建好从东省铁路到旅顺的支线” 。1898年3月至7月间,俄国以护路为名,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借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中国允准俄国修筑中东铁路至旅大的支线 。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以“T”字形的格局纵横东北,连接远东与欧洲,并通过旅顺口的军港地位,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治地位大大提升。

俄军占领旅大后,不断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①拨巨资修建陆地要塞、改造旅顺口军港,以使旅顺口“成为永远占领辽东半岛的基地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屏障,同时成为海军基地和太平洋分舰队的停泊地”; ②将旅大租借地改为“关东省”,进行殖民统治,整个租借地的居民被置于沙俄严酷的军事殖民统治之下;③通过铁路经营权、军事护路权、开矿设厂权以及税收的特殊待遇,将大量资本投入东北,形成了一个“以铁路为中心并渗透到东北各主要经济部门的工商网络”,控制东北经济命脉,掠夺东北财富。俄军驻足旅顺口,已远远超出了护路和军事占领的战略目标,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治地位大大增强。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和旅顺口的租占等俄国远东政策的成功,俄国国内掀起了“条条大路通满洲”的狂热 。进入东北的护路军俨然以强盗的姿态出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东铁路护路军进入东北并遭到抵抗,成为了俄国大规模武装侵略东北的导火索。1900年在中国的北方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灭洋”运动——义和团运动,再一次搅动了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在东北义和团运动的显著特征是打击俄国侵略者,几乎所有中东铁路沿线的车站、码头、护路军哨所和铁路桥梁均遭到攻击。伺机而动的列强则借口保护本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竟然联合将军队开入中国境内形成“八国联军”干涉行动。

在东北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俄国看到了以护路为名武装占据东北的大好时机,确定了“俄国在远东的任务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政策,其政策的核心是:既要确保俄国在参加列强的联合行动中捞取利益,又要趁机夺取整个“满洲”,企图通过对东北的全面军事占领确保在东北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的,俄国一面加派护路军,一面派遣正规军进入东北。7月23日,俄国政府决定组成4个兵团,分别从旅顺口、伯力、海兰泡、满洲里、海参崴五个方向进攻东北三省,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

为实现迅速占领东北的计划,俄国将先期进入东北的护路军编入各军团。这些护路军已来东北三年之久,了解当地的地理和民情,熟悉中国军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他们对中国驻军的人数、武器装备、调动及布防情况的了解,由于护路军曾遭到中国军民的打击,在配合派遣军的作战中,他们表现极为凶残,充当了各路侵华俄军的向导和急先锋。1900年12月,侵华俄国攻占了东北各主要城市与主要交通线。俄国以护路为名,以武力入侵的方式实现了对东北的占领。

这时俄国认为时机成熟了,便揭去“雇佣”的面纱,丢开了“护路”的招牌,公然将中东铁路护路队改编为正规军。俄国于1901年2月1日宣布,将中东铁路护路军并入俄国边防独立兵团,设立外阿穆尔军区,辖区为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铁路地段。1901年3月22日,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通过第1460号议定书,任命萨哈罗夫中将为外阿穆尔军区暨边防独立军团司令。经过俄财政部和陆军部商议:“决定将护路军的人数扩大到25000人,并增强火力,加强炮兵,建立特别预备队,使之全盘战斗化。”其实,在实际编制完成时,其兵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竟达4万余人。其护路军的性质也由“单纯的护路和护卫铁路人员不受意外袭击,一变而为前沿部队,或曰常驻基干部队。”再加上巡逻舰队和铁道武装,无论从数量、战斗力、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等各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原有组织形式,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虽然名义上仍是执行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护路任务,而实际上它已由原来防御性质的护卫部队转变成为进攻性质的常驻部队。这种性质的变化,使它成为俄国“武力征服”的占领军,更是侵略中国东北和实施远东战略的先头部队。

俄国军事占领东北后,竟然继续将其十几万正规军和“护路队”滞留在中国的东北,试图凭借其天时地利,用军事实力彻底将满洲大门关上,实施独占统治。不仅拒绝日本提出达到“满鲜互换”建议,试图趁势将日本永远拒于东北亚大陆之外。这标志着自中东铁路护路军进入东北后,通过将近3年的时间,实现了对东北的绝对垄断地位。

四、中东路俄国护路军的侵入使中、俄两个主要东北亚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升级和激化

俄国护路军与东北民众的冲突起因源于“护路军”武装强占农民的土地和“铁路当局勾结地方官吏强购农田作为铁路用地”。护路军进入东北后,俨然以征服者的姿态,毫无军纪,肆意妄为,他们“在各村屯随意侵夺民房,奸污妇女,欺骗和诈取钱财,掠夺财产,用暴力抢走谷物和粮食,以种种手段扰乱和侮辱当地居民,以致他们在俄国人的欺压下无法生活 。1898年,盖平南乡人民因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支线,“强行占地,发价太少”,群众纷纷反抗,护路军派部进行恫吓,“几酿变故”。护路军经常动用马刀、步枪,甚至是机枪来驱赶保护家园和土地的农民,致使流血冲突不断,最终被迫离开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游民。

中东铁路护路军以武力驱逐中国农民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英勇反抗。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首先起来纷纷加入到由贫苦农民以及手工业者、车夫和猎户组成的“红胡子”队伍,以打击恣意妄为的护路军。1898年在西起扎兰屯,中经齐齐哈尔、哈尔滨,东至松花江河谷和乌吉密到一面坡,从哈尔滨以南到昌图府的漫长铁路线上,“红胡子”队伍向护路军发起了不断的武装袭击事件,他们截击铁路公司过往的车辆、进攻护路军哨所,造成了护路军的伤亡。

这种民族矛盾的加剧导致了东北义和团对护路军的抗击。从1900年6月起,反抗中东铁路护路军的暴行,促使义和团运动在东北迅猛发展,护路军成为义和团打击的主要对象。6月27日,辽南义和团首先烧毁了辽阳城北大桥和护路军哨所。接着东三省义和团和驻守的清军官兵一起,先后向设立在盛京、辽阳、铁岭、吉林、兴安山口等车站和码头的护路军哨所展开进攻,“所有俄国铁路侨房均被百姓拆毁” 。

护路军与东北民众的残酷镇压加剧了与东三省官员、驻军与护路军之间的矛盾。在东北民众抗击护路军的初期,东北地方官员和驻军虽然对护路军的暴行也极为不满,但还是出于责任积极维持治安。但随着东北地区民族危机的加剧,在红胡子和当地居民反抗和袭击护路军的初期,东北地方官员和驻军虽然也对护路军极度不满,但还是配合并帮助维持治安的。但随着东北地区民族危机加剧,人民反抗斗争逐步高涨,他们也和人民群众一道反抗俄铁路当局和护路军的暴行。甚至东三省出现了驻军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由支持当地居民同 护路军作斗争,到公开与护路军发生武装冲突的新变化。既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的需要的一种政策导向。

俄国原本通过扩大护路军来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工程的顺利进行,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其一,护路军进入东北执行护路任务,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军事性质。其二,护路军与中东铁路当局相结合,以武力手段强购农田,并随意侵夺民房,掠夺财物,引发了东三省居民和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其三,护路军一再扩编,并配备炮兵,使这支原本为防御性质的护路军转变成了带有进攻性质的军事力量。这只能加剧东北人民的反抗情绪。

随着护路军的大量涌入和滞留等问题的出现,也致使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形成的“联俄拒日”的外交政策开始动摇起来,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逐渐走向亲英的老路上,甚至有些士大夫竟主张“以联日为善策”。认为俄国依靠军事实力,俨然已成为东三省的实际统治者,践踏中国主权,中俄矛盾成为当时中外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

五、中东路俄国护路军的侵入引起了东北亚的国际争端和政治格局的裂变

中东铁路护路军侵入东北,不仅激化了中俄矛盾,也使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形式骤然紧张起来,使这一地区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和矛盾的焦点,导致了以下几个后果:

1、英、俄矛盾加剧。俄国势力侵入东北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认为这是对“英国在太平洋地位的一个挑衅” 。在争夺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英国是异常积极的。对于沙俄在华势力的扩张更是不能无动于衷。英国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1898年1月到3月,与俄国多次展开会谈。英国想在世界范围同俄国“划分势力”,但俄国却只想处理“当前十分急迫的中国事务”,其目的是“控制中国很重要的部分,使之完全没有其它国家的竞争。” 为了抵消俄国在远东势力的增长,英国于同年4月19日强行占领了威海卫,在中国的京畿的门户地区,也是在东北亚的中心地带虎视眈眈地监视俄国。1898年10月,英国趁亲俄派李鸿章下台,清政府内部亲俄势力一蹶不振的情况下,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山海关——牛庄铁路借款合同》,以求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英俄两国在东北的争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后迫于形势的变化,俄国被迫改变同英的关系,双方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后,于1899年4月28日,达成协议:“英国约定不在中国长城以北,为自己或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俄国方面约定不在扬子江流域为自己或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 。简而言之就是,俄国不阻挠英国在长江地区的任何铁路事业;英国也不阻挠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事业。英俄两国缔结的协约,实际上是双方瓜分中国主权的约定,对外却声称“并无侵犯中国主权或现存各条约之意。”是为了“巩固远东的和平和适合中国自己的最基本的利益。” 表面上,英、俄两国在东北的激烈争夺已达成妥协,但两国争夺的战略目标都没有改变,其妥协只是暂时的。1901年10月,英、德两国就中国问题签署协定,宣称两国在华不为本国谋取“任何领土利益,并应使它们的政策以维持中华帝国领土不遭削减为目标” 英、德协议的目标直指俄国。

2、美国加入东北亚争夺。美国在早期的东方关系中,主要将关注的利益视线放在中国的广州,美国产生东北亚区域的概念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侵略势力的迅速扩大,更进一步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东北亚方向来。由于中东铁路护路军进入东北地区后日渐显露的“独占”趋势,让美国也倍感忧心,美国担心“如果俄国占领满洲,他们将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此开港、筑路和开矿” 。其实,美国资本对东北亚的关心从19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并曾提出了修筑一条纵贯东北的铁路,以把“中国从俄国人的入侵中解放出来”,进而向俄国提出了共同修筑中东铁路的建议,并极力使俄国相信: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俄国最可信赖的同盟者。” 然而,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俄国的目的是独霸东北亚地区,当然不能允许其它列强插手。

美国资产阶级普遍感到他们有被赶出东北市场的危险,对俄国开始怀恨在心,他们一再敦促美国政府重视中国事态的发展。1899年9月6日,在中国没有任何势力范围的美国向英、德、俄、日、意、法六国递交了有关中国“门户开放”的照会。要求六国承认一下三项原则:(1)对于在中国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2)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利益范围”内的一切口岸;(3)在各自“利益范围”内任何口岸对他国人入港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用,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费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是一个相互制约机制,对于在东北已经形成优势地位的俄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表明美国已加入了东北亚的角逐。英、德两国都以“其他国家均无异议”作为“先决条件”承认了美国的建议,日本“不仅对其宗旨无可反对”,“而且认为排除二三强国之垄断利益,或对保全中国有益” 。而俄国则认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针对自己的,认为如实行这一政策,俄国将失去在满洲的所有优惠待遇。提出在必要的情况下,要俄国放弃这一权益的条件,即“凡希望享有中东铁路公司规定的那些特惠”的大国,“要负担俄国为了满洲所有铁路企业正在负担、并将继续负担的那种巨大的物资耗费”,等于拒绝了这一要求。1900年,针对俄国全面占领东北的情况,美国再次提出了“门户开放”的照会,其中更增添了“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针对俄国的意图更见明显。但由于美国当时基本上还处于经济和外交手段参与瓜分世界,不想采取军事对抗的形式。为此,美国曾几次试图与俄国展开合作,均以失败告终。于是,美国开始暗中鼓励日本向居于东北亚优势地位的俄国发起挑战,这无疑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3、日、英、美结成联盟共同抗俄。日俄是争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的问题上输给了俄国后,一直卧薪尝胆,期待有朝一日能够独霸东北。俄国军事势力独占东北,激起了英、日、美的极端不满,促成了英、日、美三国形成联盟。在这一联盟形成期间,日本利用英、俄固有矛盾,极力寻求同英国建立同盟,共同对俄。日本外相小村指出:“只要俄国在“护路”名义下拥有中国东三省的驻兵权,满洲即归于俄国事实上的占领” ,“如果同英国结成同盟,即可抑制俄国之野心”。英国对俄国无视双边协议,也极为不安,也希望在东北亚谋求一个盟友共同抗俄。英、日两国于1902年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决定共同对俄。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在中国或朝鲜的“特殊利益”因他国的侵略行动或因中国和朝鲜发生内乱而遭损害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缔约一方为维护上述利益同第三国开战时,其另一方严守中立,并阻止他国参加;缔约中任何一方,未经与对方协议,不得同他国订立协定” 。对于英日同盟协定,美国表示非常赞同,认为它是“美国商业和工业在远东发展”的重要保证。之后,美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加入英、日同盟。

俄国在日、英、美三国的坚决抵制下,被迫放弃了从“满洲撤军期限的协定”。1903年,俄国举行远东政策讨论会,会议通过了七点意见,主要内容是:俄国撤出的地区,不应割让、租借或转让给其他国家。图谋将东三省和蒙古、华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插足。达到独占整个东北的目的。俄国不履行撤兵条约,又向中国提出对所有外国人关闭满洲的要求,更加促使日、英、美结成反俄统一战线。日本开始积极行动起来,随时准备以武力与俄国争霸东北亚;美国对俄国的“七条”表示强烈抗议,认为是对美国的公开挑衅;英国追随美国,支持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张。

英、日同盟的签订,完全是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它产生了三个直接的后果:一使俄国在东北亚处于政治孤立的地位。二是使各列强在东北亚的争夺已经走向了集团化;三是促使日本用战争的方式解决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矛盾。四是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均衡的政治格局与体系。1902年,日本政府通过《对清、对韩最高国策》的决议。决议声称:“试看数年来欧美诸邦对东亚大陆,特别是对中国之企图……各自热衷于扩张其利益,锐意经营,唯恐有所不及。然而,帝国在仅有一水之隔、利害关系亦最为密切的此等地区之措施,却尚未予以应有之充分注意。”为此日本在该决议中决心要“排除”来自俄国积极占领满洲的危险。1903年日本的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做出决议,要与俄国认真解决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等于说,日本准备利用战争手段解决日俄之间的矛盾。1904爆发的日俄战争,历时近一年半的时间,东北大地“数万生灵,肉飞血溅”,“未数月即变砾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俄战争的实质是由于俄国在东北亚扩张,导致东北亚格局发生变化后,日本寻求建立新秩序的必然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帝国主义瓜分纷纷染指东北亚,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作为老牌的军事封建国家,俄国在同其他国家的角逐中,深感资本的不足,不得不“借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同其他国家相抗争。用哥萨克的刺刀为俄国资本开辟道路,并保护这一资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增值”,其影响是深远的。

俄国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和派驻护路军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原本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获得了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势地位;中东铁路护路军的进入,既导致了东北亚国际局势的紧张,又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从东北亚区域开始,老牌帝国主义和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谋求独占与反对他人独占的斗争成为了此时东北亚政治局势的鲜明特征。

东北军论析

东北易帜后,奉系军阀转变成为由国家直接统辖的东北边防军,简称为东北军。东北军作为民国时期的地方军队,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了大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进一步分化,其后东北军的称谓虽然还存在,但作为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政治军事集团,它已经解体了。解体后的东北军虽然直属于中央政府,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它为东北军。东北军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东北易帜与东北军的诞生

1928年6月19日,张学良正式就任奉天代理军务督办时。在就职宣言中明确提出了罢兵言和的主张,表示“自今以后,仅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事宁人之旨”  。7月2日,经东三省省议会议决,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张在就职的前一天,发表了《决不妨害统一》通电:“至国难所在,学良当以民意为归。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这是张学良以东北集团(原奉系集团)代表的身份,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方势力表明的政治立场。张学良《决不妨害统一》的通电,为内战停止和实现国内和平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为“东北易帜”和奉系集团解体创造了政治基础。

实际上,在张学良发表《决不妨害统一》通电前,南北双方就东北易帜问题,就已经开始接洽。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协商,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实现易帜。同日,由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翟文选、常荫槐等6人联衔正式发表易帜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29日凌晨,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万众欢腾”。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大地的升起,标明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同时也标明奉系军阀这个集团的最终解体和东北军的诞生。奉系军阀转变成为东北军,其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思想理念上,由一个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信仰集团,变为遵守三民主义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国近代军阀,是中国由封建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不可能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理念。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没有政治主张和理念,军阀的共同信条是争兵、争枪、争地盘、争权势。但为了战胜对手,争取舆论支持,也都喊出一些政治口号。张作霖为发展奉系的势力,曾高喊过“国家统一”、“自治”、“联省自治”、“反赤”等口号,还曾创立过古怪的“五教之合”,但这些东西都未能成为奉系的指导思想。东北易帜后,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是政治上的重大改变,以“三民主义”作为该集团的指导思想,就使这个长期没有政治理念的集团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

第二,在组织制度上,该集团由原来完全自主决策的状态,变为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状态。自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东北以“东三省保安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实行统治。东北易帜后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原奉系的军队改编为“东北边防军”。1928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等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旋改称主席)。1929年1月12日,奉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从组织形式上,这些标志着奉系军阀的最终解体和东北军的诞生。从组织制度上,奉系集团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否认以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的任命起,就一直处于“自为自治”的状态。以自治或联省自治为旗帜,称兵割据,抵制中央政府的命令和统一领导。易帜后“服从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就改变了东北“自为自治”的状态,东北军由服从个人指挥的队伍,转而变成了服从中央政府统一指挥的国家军队。

第三,在目标追求上,该集团由注重追求本集团利益的军事集团,转变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边防军。张作霖控制的奉系军事集团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是维护和巩固东北边防安全的长城。然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该集团却有两个追求的目标,即在维护边防安全的同时极力地扩充本集团的势力,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内战中,破坏了东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易帜后,东北军与西北军、晋军、滇军、川军等一样,均为地方军队,与国民党控制的中央系军队虽然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但同属于国家军队。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中有“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  。这种大小军阀间在本质上仍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但东北军自易帜后却始终拥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和领导,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统一,兑现了易帜通电中“服从国民政府”的宣言。

东北易帜给东北军带来上述三方面的变化,使已有十余年历史的奉系军事集团最终解体并诞生了新的军事集团——东北军。这里说的解体和诞生,是指这个军事集团政治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军阀首领个人割据一方的武装,而是效力于国家的军队。

二、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军的分化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初,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军的分化。当时,东北军关外驻军214 140人,驻辽宁省78666人,驻吉林省80 944人,驻黑龙江省19 895人。此外,还有非正规部队(指警察和公安队)70701人,为平定石友三叛乱而调入关内的有两个集团军共13个旅 10余万人,关内关外驻军共有30余万人。九一八事变后,这几十万东北军即开始分化。

奉命撤向关内,是驻辽宁的驻军保存实力的一种选择。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蒋介石和张学良为避免“冲突”,下令“不可与之反抗”。不抵抗不等于等着挨打,张学良于1931年9月22日发出指示:当敌向我施压时,“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驻辽宁的4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1个炮兵旅及辎重教导队,有近50 000人先后撤入关内,辽宁省公安总队及辽宁省各县的部分警察也撤入关内。这些退入关内者与原驻关内的军队,共有步兵16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3个旅,另有工兵、辎重和特种部队等,总计约有18万人。

坚持就地抗战,是驻吉黑两省部分东北军的一种义举。东北军执行“暂向安全地带退避”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与日军冲突扩大,是想以这种退避来换取日军停止进攻。同时,也以这种行为“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然而,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政策 ,并没有换来日军停止扩大侵略;国联决议也不能终止日军的军事行动。东北军“将士悲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不施以正当自卫稍抑镝锋的以保卫祖国疆土,以存华族人格”。驻吉黑的东北军在这种背景下奋起抗战,11月初,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是最早有组织的抵抗日军行为,对坚持就地抗战的东北军产生重大影响。9月25日,吉林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一面向所辖各县发出通电痛斥熙洽卖国行为;一面呼吁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由他发起组成的“吉林自卫军”达7万余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在日军进攻沈阳城时,他组织指挥沈阳市警察署、局和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进行抵抗,坚持两天不支后撤出沈阳。黄显声指挥警察系统退出沈阳后,在锦州重整全省警务系统力量,组建义勇军,与日伪军展开斗争。

马占山、李杜、黄显声三人,是分别代表三省坚持就地抗战的典型。除他们三人外,还有较高级别的军官,如苏丙文、谢珂、耿继周等,下级军官则更多,如郑桂林、冯占海、宫长海、田霖、李海青、唐聚五、李春润、王德林、王凤阁等。

东北军将士坚持就地抗战,是顶着违背政府“不抵抗”的命令进行的,是面对日军和伪军共同进攻的局面下而举起义旗的。有的还是从已投敌的长官手下举义起来抗敌的。在东北义勇军抗战阶段,其主要将领均出身于东北军,东北军有大约20 000人转变成为义勇军,坚持就地抗战。正是他们的这种壮举,才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部分东北军叛国投敌,变成了供日军驱使的伪军。据1933年7月伪“满洲国军”编制序列,其伪军主官主要有:伪满军政部长熙洽(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奉天之第一军管区司令长官于芷山(原东边镇守使兼辽宁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驻吉林之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原延吉镇守使兼东北军陆军独立第27旅旅长);驻黑龙江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涛;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于琛瀓(张作霖时期吴俊升部下第16师师长);兴安警备军司令凌升。此外还有原东北军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后任伪边防保安总司令;原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兼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投敌后任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原驻满洲里东北军独立骑兵第8旅旅长程志远,投敌后任伪黑龙江省长、伪黑龙江警备司令官。截至1932年3月底,伪满洲国军队总数为85 000人,其中有近80 000人是由原东北军改编而成为伪军的。东北军将士叛国投敌,在日军的武器供应下与抗日义勇军作战,起到了日军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带来极大的困难。

东北军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军事集团,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出现上述分化的局面,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第一,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东北军分化的根本原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报告中说:“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实行这种政策,就让遭受敌军攻击的东北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尴尬局面。进行抵抗有违军人以服从命令的天职;不进行抵抗有辱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下,才出现了上述三种不同的选择。 

第二,日军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两手政策,是东北军分化的直接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实行灭亡中国方针中,武力征服始终是其主要手段,但同时也交换使用政治诱降政策。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在《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中规定:“建立受我国支持、以东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域、以宣统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之成为居住于满蒙各种民族之乐土”。并还确定了诱降的目标,选择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作为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这几个人,“过去就属于宣统皇帝方面的复辟派,并与该军有通信联系” 。在日本武力攻击和政治诱降下,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政策价值取向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出现上述三种分化倾向是必然的。其中,出现个别高级将领叛国投敌,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依赖国联制裁和国际社会干预,是导致东北军分化的重要原因。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当局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就存有幻想,对日本即将发动的侵华战争,只寄希望于国联和国际社会的制裁与干预。蒋介石认为“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而不能进行抵抗。事变发生后,则更明确强调依赖国联的方针,深信“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乃合理之解决”。要求“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东北军上下为贯彻这一方针,极力避免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为此,驻辽宁的东北军撤入关内。就连吉林和黑龙江坚持就地抗战的东北军,一开始也只与伪军交战,回避与日军的正面交锋。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后,“仍遵守北平电令”不与日军正面抵抗 。在这一方针主导下,东北军从统帅、将领到士兵,都希望国联能够制裁或阻止日军的侵略,也有不少人幻想出现第二次“三国干涉”而阻止日军侵略。日军正是利用了中国军民的这种善意的期待,长驱直入,迅速地占领了东三省全境。

总之,九一八后东北军出现的分化,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依赖国联思想是这一政策的派生系。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才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得逞,并进而推行武力征伐和政治诱降政策。

三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进一步分化与解体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虽然出现严重的分化,但进入关内的东北军仍有近20万人,在张学良的统领下,仍是国内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劲旅。然而,这支劲旅在西安事变后却进一步分化,并最终解体。解体后虽然有东北军的称谓,但实际上是名存实亡。

首先,张学良被囚,使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核心。东北军是从奉系体系中转化而来,这支军队虽然在政治属性上发生了变化,但思想基础却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维系这个集团内部结构的关系基本没变,张学良顺利实现子承父位就说明了这一点。张作霖不在了,无论是在东北军内部还是在社会心理及舆论层面,都把张学良看成是东北军的象征。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东北军内部的封建依附观念及依附关系的存在。张学良子继父位,就使张作霖时期那种“张家天下”、“吃张饭”的观念得以延续。二是张学良自身的影响力所致。在张作霖时期张学良就已显示出很强的军事领导才能,在他执掌东北军政后,实现易帜促成全国统一,枪杀杨常再树个人权威,调停中原大战出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他个人在东北军中的超然地位。三是上述两方面因素导致东北军内没有形成以张学良为首的核心领导集体,更不可能产生众望所归的能接替张学良的人物。这样一个集团,当它的领袖人物一旦不在,这个集团的分化是必然的。

张学良离陕前曾给各师长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张的这一手谕是指临时有事发生,当然也包括一时不能回来之意,而事实上即使是这样,杨虎城和于学忠也不能统帅、控制和指挥东北军。首先杨虎城虽然在西安事变中与张学良密切配合,共同承担责任发动事变,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和友谊,但他始终还只是友军的领导。在政治和军事都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作为友军的杨虎城是没办法控制东北军的。于学忠虽然不是东北军的嫡系,但却一直得到张学良的信任,在东北军内也有较高的威信。但这些还不足以让于学忠替代张学良填补东北军领导权威的真空。所以,当张学良被囚后,东北军集团实际上是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也正因为这种群龙无首局面,特别是没有一种权威能够整合东北军内部的不同主张,才最终导致“二二事件”的发生。

其次,“二二事件”发生,导致东北军内部进一步分化。“二二事件”的发生,是张学良被囚后东北军内缺少领导权威的结果;而该事件的发生,则促使东北军的进一步分化。其一,在事实上表现出张学良被囚后东北军内部没有共同认可的领导权威。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王以哲、何柱国等是东北军中的核心人物,而他们的主和主张却不能为少壮派所接受,并以枪杀的手段来抵制主和。这说明,无论东北军内核心人物还是张学良指定的权威人物,都不能控制和指挥东北军。这是东北军内部权威上的裂变。其二,导致了高级将领与少壮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少壮派军官杀害王以哲,是由“和战”问题引发的,主和的王以哲虽然被杀,但少壮派的主张仍然没有得以实现。杀害王以哲的主使者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虽然离开了东北军,但由“和战”不同主张而造成的分歧却仍然存在。这种矛盾随着东北军的分化只能进一步加剧,而很难达成统一认识。其三,没有领导核心及内部矛盾的表面化,为特务汉奸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四,该事件的发生,严重地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局面。东北军内老派与少壮派矛盾加剧,而继续掌握东北军大权的老派,“认为杨虎城有支持少壮派异动的嫌疑。同时对红军代表团掩护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出走也有误解” 。这些都促使东北军的进一步分化。

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分化相比,前者属于政治分化,是在客观环境发生突变后整体性选择不同道路。而这一次分化是由内部分歧——即采取怎样的战略救回统帅及如何维护东北军团体的问题——引发的。相比较这种由于不同认识而形成的分歧,要比政治上的分歧更复杂,对东北军自身的影响也更大。

第三,国民党政府的分化政策,使东北军最终解体。西安事变后,蒋由张陪同回到南京,并按照“法律程序”囚禁了张学良,在这一背景下,整编东北军是必然的。国民政府规定的整编原则是:“(1)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责任,以作恢复失地先锋为主旨。(2)为照顾事实之必要,先以军为单位,付与较大之机能,一切人事、经理、教育诸大端直隶中央,然后徐图整理改进,以合于国军之正轨。(3)使东北军诸闲职人员有所依归,上下官兵心理安定。(4)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  在这四条内容中重点是第四条,即服从中央和拥护领袖,才是整编的根本目标。

实行乙案 东北军东调,于1937年4月下旬完成。骑兵军仍驻陕西咸阳,53军仍驻河北保定,57军移驻河南周口、淮阳、太康一带,67军移驻安徽亳州、阜阳、涡阳一带,105师移驻河南南阳一带,51军先开到安徽蚌埠再移驻江苏淮阴一带。将东北军分别散布在陕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五个省区,从驻地上使东北军失去了一个集团的整体威慑力。东调完成后,于5月初开始整编,具体采取以下步骤:(1)蒋介石、陈诚分别找高级将领谈话,官禄引诱,打拉结合,进行心理上的分化瓦解。(2)重新规定原东北军的军制,重新任命军长、旅长,裁撤了一些番号,进行组织上的调整。(3)由国民党中央向各军派遣政训处,在行为上进行监视。(4)整编后的各军,从7月1日起,按中央规定的“国难饷章”规定发给军饷。

东北军通过东调和整编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在组织上已经彻底分化了。以军、师、旅为单位的原东北军虽然存在,但他们都直属于中央政府,他们之间没有统属关系,这表明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已经解体。随着这个集团在组织上的解体,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观念,他们追求的利益目标,也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四、对东北军的评价

东北军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历史应当从东北易帜算起,到1937年7月整编完成后解体。但我们评价东北军时又必须前后延伸,向前延伸到奉系军阀时期,向后要延伸到直属国民党中央政府时期。前后延伸东北军的历史有近30年,而作为东北军的整体只有9年的历史。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存在时间长、影响大的集团,怎么样评价东北军可能有不同角度,因为东北军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出现的,所以从政治的角度评价东北军可能更为恰当。

第一,东北军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政治色彩不浓。在奉系军阀时期,这支军队就已经成为具有明确追求本集团利益目标的政治集团。在追求本集团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张作霖虽然也喊出了一些政治口号,而实际上只是想利用这些口号争取民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以维护或扩大本集团利益的目的。他们不重视或者说根本也没有认识到,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目标对一个政治集团的重要,所以他们只是喊一喊,从来也没有准备去认真实行。

在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时期,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上。张学良和东北军集团在东北易帜后,整体上加入国民党阵营,信奉三民主义。这种加入不是信仰使然,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才接受执政党的信仰和主张的。也正因为这一点,也就附和着国民党高喊“反赤”,并接受“剿共”使命。通过对他这一时期整体言行的考察,发现他仍是从尽快实现国家统一的角度,才去完成“剿共”命令的,并非是政治信仰使然。同时期,张学良极力地主张“拥护领袖”,除本人积极执行领袖的“剿共”命令外,还不断地向东北军及全社会强调“要无条件的拥护领袖” 。这些都是出自于急于实现国内统一,以尽快收复东北失地的一种愿望。

当张学良发现积极拥护领袖积极“剿共”的道路,并不能使他尽快实现收复东北失地的目标,相反可能还会使国难更加深重。于是,张学良放弃了拥蒋“剿共”政策,实现了由拥蒋剿共到联共抗日的思想转变。这充分表明,东北军集团虽然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政治色彩不浓,他们追求的只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尽快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以达收复东北失地之目的。

第二,东北军是当时国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但却有着很浓的封建意识。在张作霖时期,奉系的武器装备就是国内各派军事团体中最先进的,当时的东三省兵工厂,被日本人看成是“东方第一的兵工厂”。到了张学良时期,军队现代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武器装备均为国内最先进的,空军有飞机200余架,各种重武器较为齐全。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仍存有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从严格意义说,它仍是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

张作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军阀,在他崛起之初就常以李渊自况,要张学良读《贞观政要》做李世民,为“张家王朝创基业”  。随着张作霖势力的扩大,当时舆论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等。对此,张非常气愤地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 。张作霖驳斥舆论界对他的猜测,不能说明他就没有帝王思想,只能说明他在政治上能够审时度势,跟随潮流而不逆潮流而动。张作霖去世后,在奉系军阀时期形成的“吃张家饭”忠于张家的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根除。特别是张学良能够实现子继父位,就是这种“张家天下”的封建产物。不管张学良是否这样想,而在事实上和人们心理上必然会使这一思想得以延续,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强。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才会处于无人替代的地位,当他被囚后,东北军才会出现群龙无首的现象。

第三,东北军虽然是地方军队,但它却经历了民国时期所有的大事件。在张作霖时期,这支军队1917年第一次入关,支持段祺瑞政府的武力统一;1920年第二次入关,参与直皖战争;1922年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这四次入关都是为了扩张奉系的势力,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奉系的势力曾伸张到江浙一带。最后,奉系军阀竟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支抵抗北伐的中坚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和国民党政权的统一。

在张学良时期,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促成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武装调停,使撕杀正酣的中原大战就此中止,避免了国家财富和人民生命财产更大的损失;九一八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大好河山沦陷;西安事变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战,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东北军参与的每一事件都事关大局,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第四,东北军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唯一一支经历14年抗战的军队。中国人民经历14年抗战取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但从军队抗战的角度讲,却只有东北军这支军队具有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发生分化,其中是就地抗战的东北军首先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接着退向关内的东北军先后组织了长城抗战和热河抗战,表明东北军已经开始抗战了,要比其他军队提前了6年和4年。在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完全改变不抵抗政策之前,在全民族共同抗战尚未兴起之前,东北军就已经开始抗战了,东北军的孤军抗战,虽然未能阻止日军的进犯,但对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动员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分别分布在五个省区,他们受中央政府的调遣,或驰援上海,或转战大江南北,或会战徐州,或坚持在敌后抗战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总之,自九一八事变起,到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军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在抗日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东北军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它的分化和最后解体,充分体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兴衰的必然轨迹。同时,也警示人们,只有建立一支由党和国家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是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两岸观

摘要:张学良一生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直至晚年仍时刻关注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鲜明政治立场,在大量的口述历史中留下了积极倡导两岸通过和平谈判,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在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等重要论述。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两岸观,对于当今探索、研究、解决两岸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特征,是其卓越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 

关键词:张学良口述;  两岸 ;  和平统一

中图分类号:K 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0)03-00-05

被誉为伟大爱国者和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生倡导国家和平统一,企盼民族振兴。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其政治生涯的始终,而且直到晚年依然矢志不渝。走出幽禁、重获自由后的张学良,仍心系海峡两岸统一大业,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期盼与坚决反对两岸分裂的政治主张,其坚定的信念和深炯的思想内涵,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位政治家的深沉思想和爱国情怀,为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树立了一面旗帜。深入研究张学良的两岸观对于解决和探索当今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反对两岸分裂,希望中国和平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千百年来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屡遭分裂之患,反对分裂倡导祖国统一便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诉求和卓越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作为20世纪杰出爱国典范的张学良,一生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对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尤为关切,他时刻关注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期盼两岸结束分裂,走向统一。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采访时谈到:“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够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能和平统一,这也是我最大的希望”[1]1189。他常说:“我始终不变的志愿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拥护国家统一,可以说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早在青年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家庭背景,张学良未及弱冠之年即投身军旅,在东征西讨的军阀混战中,对内战频仍、国势衰微、外敌欺侮以及人民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残酷的社会现实激发出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他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竭力主张“息内争”、“御外侮”,他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祖国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毕生矢志不渝的就是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争取民族独立”。

张学良认为:国家当然要统一,“只有统一了,中华民族才能振兴”。“现在这个中国没有统一,那咱们中国就永远这样。”①在张学良的思想主张中,民族振兴的核心之一就是完成国家统一,也就是两岸的统一。他曾经在早年的论述中讲过:“和平统一为切要之图。”“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分瓜剖的局面终难幸免。”他还曾站在发展国力的高度,论述了和平统一的重要性:“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建设为发展国力之前提”[2]。在张学良看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实现中国统一,关系中国未来的发展,在统一的基础上,两岸携手并进,形成合力共同发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平统一,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张学良强烈地认为两岸统一是重要的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的趋势,任何人也阻挡不住。1991年6月4日,张学良在美国与昔日东北军旧部吕正操将军会面时表示:“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总不能这样长期下去,中国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3]240 。1992年9月10日,张学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同样表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4]1154。张学良引用中国古话“天心自有民心,天听自有民听”来分析海峡两岸未来发展的走向,他坚信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张学良曾在台北家中对来访的美国华语广播电台记者说:“大陆和台湾统一是最重要的大事。台湾没有独立的条件,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张学良的两岸观是积极的,充满自信的。在谈到两岸关系时,张学良感觉首先就是要把敌意取消了,他认为这是最要紧的。尽管他认为两岸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但也表示非常乐观,张学良认为大陆和台湾之间不存在战争的危险。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奠基人,张学良对第三次国共合作充满期待,他说:“我祝这个成功就是了”。

在坚持统一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张学良的立场异常坚定和执著,他的这种主张是顺应两岸人民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张学良的两岸和平统一思想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特征。

二、反对武力统一,力主和平谈判

自古以来,国家的统一有两种方式,和平手段与非和平手段,在张学良的两岸观中,他反对武力统一,力主两岸通过和平谈判实行统一。他认为:“武力冲突是最不好的,最好是中国人不伤害中国人。” [3]240

在谈到台湾统一的问题时,张学良多次谈到内战问题。张学良从年轻时参与军阀混战的经历中得出结论,内战的后果必然是:“民生憔悴,国势阽危”。他说:“我自22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打了和,和了又打,到底为什么?打仗为打胜,双方不知牺牲多少有用的青年。” [1]1181自己同胞互相残杀,又必将造成“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大伤国家元气” [1]1192。正是这些积累的体会和感受才使他对战争特别是内战深恶痛绝,深切体验和思考过战争所造成危害的张学良,力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反对使用武力。

关于和平统一问题张学良是有理性的分析的。他认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好比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于大陆,于台湾都有好处。张学良认为:“大陆的军事力量,迅速统一台湾绰绰有余”,但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在张学良的思想意识中,两岸都是中国人,兵戎相见,骨肉相残,是极其不幸的。他说:“台湾这么小,大陆那么大,大陆的军队真的打过来了,台湾肯定顶不住,可是一场苦战,双方互有伤亡,都是中国人,真是冤枉。”如同当年他厌恶内战一样,由两岸统一问题而引发“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其二他认为“台湾的经济力量不小,要把它毁灭了是很可惜的”,两败俱伤后实现统一,于大陆、台湾都不利,于中华民族更不利。张学良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反对对经济的破坏。他认为“台湾的经济,就是国家的资本,……是中国国家的资本,经济不说是光是台湾的,也是中国人民的,你不能破坏它,你破坏它就是把中国的整个人民的问题破坏了”。他坚信“大陆方面也不愿摧毁台湾的经济”。在他看来,两岸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后,两岸人民可以在共享太平的前提下,共享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果。

张学良认为海峡两岸的问题一定要以谈判的方式进行。1991年5月张学良在接受《世界日报》的采访时,谈及过对国共两党谈判的看法,张学良坦率地表示:“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坐下来谈” 。此后,张学良还以国民党前辈的口吻对当时的台湾当权者进言称:“不要怕和共产党谈判”,谈判一定要拿出诚意,“我从19岁就玩谈谈和和的政治游戏,没有诚意能谈什么呢”[5]1101。

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学良在这方面的确是有切实经验可引。因为当年的西安事变就是通过和平谈判而解决的。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力排众议,诚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南京代表宋氏兄妹前往西安,举行三方会谈,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危险,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接触、了解、沟通,使对立向统一转化,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给历史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5]110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功经验使张学良坚信:海峡两岸的问题是一定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毕竟从民族主义角度来看,两岸同属中国,同为中国人,在这个基础上,没有什么不能谈。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他认为只有通过谈判,才能消除双方的“敌意”。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两岸坐下来谈,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两岸通过和平谈判求得中国的统一,双方不再为对抗消耗大量资源,在稳定与安定的情势下,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谋求发展是张学良两岸观的重要主张之一。

三、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

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是张学良两岸统一观的基本思想内涵和核心价值观。

张学良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幽居台湾的张学良在参观延平郡王祠时,就曾挥毫写下“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的诗句,抒发了对当年郑成功打败荷兰入侵者,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的高度赞扬。晚年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台湾也是中国。张学良指出:“台湾有一小部分人想要‘独立’,这是办不到的事。”他说:“我到台湾来没有想到其他事情,台湾也是我的家乡”,“大家不要说‘台湾人’”。在他看来,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永远都是血脉相连的中国人。国共之争只不过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远未触及民族之根、国家之脉,而“台独”则不同,它将切断台湾与中国历史的根脉,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威胁与危害。张学良坚信“台独”没有出路,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台独”作为割裂两岸关系的一支重要分离势力,由来已久。李登辉上台以后,“台独”势力在台湾得到了恶性发展,严重地威胁了两岸的统一。对于当时的李登辉,张学良尽管还没认清他“台独”的本来面目,但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他从历史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论述台湾没有独立的条件,指出:“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一个地方变成一个独立地区,要考虑政治、历史等等诸多的因素或条件,离开历史讲独立总是不行的。大陆东北地大物博,有人讲过独立,最终独立不成。台湾比起东北来,相差太多了” [5]1098-1099 ,对“台独”的可能性给予坚决的否定。

张学良也曾公开批评“台独”分子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台独”分子企图裹胁台湾人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那个时候是中国,现在只能说台湾,现在是区区的一个台湾,那时候是整个中国。跟现在情形是天渊之别了,不能比了,没法比,那个时候中央政府统治整个中国呀,虽然统治不了,各省市等于半独立的状态,但是还是整个的中国,今天这个台湾小小的一点,没法比。台湾有一部分人想独立,这是不可能的事。” 尽管在台湾居住50多年,张学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始终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思考海峡两岸问题。他的上述观点是对“台独”分子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谬论最有力的否定和批判。

张学良不仅对“台独”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对叫嚣“台独”最凶的台湾“民进党”以及“民进党”人所提出的 “台湾共和国”的党纲公开予以批驳。他说:“对民进党我一点也不怕”,“民进党不得民心,它不管怎么组织‘台独’,它的党纲人家都不承认,自作多情那是不行的。” 对民进党鼓吹“台湾独立”的现实,张学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真是糊涂,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条件,如果真要独立,我可以说,共产党一定动武”[6]。表示出对中共方面不放弃使用武力的理解。可以说,在对待“民进党”的问题上,张学良一改其在谈论其他政治敏感问题时常有的隐讳,公开予以批驳,体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

晚年的张学良不仅对“民进党”等“台独”势力不满,对台湾的政治同样颇有微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中曾讲到:“我也不是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也不是民进党,现在都骂人家(指共产党——笔者注),可是你也看看,他(指共产党——笔者注)都做的什么,你(指台湾政客——笔者注)做的什么。研究研究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先别说人家怎么样,你先看看你怎样,立法院也好,哪个也好,天天吵。可是你个人干什么(了)?你是要钱,要地位。中国现在新话什么,‘秀’,就干这些事。”张学良认为台湾政坛很多当权者,不是以国家民族为重,而是假惺惺地“作秀”,对台湾的政治表现出十分的反感和无奈,他甚至这样说:“感谢上帝,我是老了,我是不安定的,像这种情形,我受不了的”。

张学良幽居台湾50余年,早已远离政坛的纷争,“不愿谈论政治敏感问题”的他仍然从爱国统一思想出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民进党以及“台独”势力的政治观点。

四、主张两岸共同发展,加强经济文化交流

张学良复出后,两岸关系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海峡两岸交流得到飞速发展。由于蒋经国晚年推行“政治革新”,在其影响下台湾解除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逐步放宽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限制,随后又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开放两岸经贸往来。两岸交往进一步加强,不仅交流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而且双方的交流也从民间交流,发展到海峡两岸官方机构间一定范围内的协商和谈判。1991年2月,台湾当局公布所谓“国家统一纲领”,表达赞成“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的观点。祖国大陆也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措施。另一方面,“台独”分裂势力活动日益猖獗,严重阻碍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进程,也为两岸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面对如此复杂的两岸关系,张学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时不能统一的问题,一个是旗帜的问题,挂谁的旗?我们要挂青天白日旗,他们(指共产党——笔者注)要挂他们的旗。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是中华民国,我认为就这样待着,谁也不拿敌意。各人干各人的。这样维持个10年、8年的,以后就不好说了”。“我的看法,就是默契,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也不谈这些,保持不敌对就是了” 。从张学良的这一主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两岸和平统一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走向认识不动摇的情况下,极力主张两岸采取克制、忍耐的态度,不可急于求成。体现了一种在两岸关系中,搁置争议, 维持两岸目前政治格局,维持和平发展的思想主张。

 幽居台湾已近半个世纪的张学良对台湾的社情、民意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知。在他看来,在与大陆隔绝的几十年间,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至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形成了有别于大陆的“经济实体”。“求稳定、求发展”是台湾民众的基本诉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然做个中国人,对台湾、对大陆我都有期望,所以我很不愿双方分裂,我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的方式竞争,看谁干得好,将来还不是统一吗?” [1]1189在张学良看来,台湾问题纷繁复杂,矛盾交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趋利避害的最佳途径。

 张学良关于两岸和平发展的论点是顺应了两岸关系大趋势的,是有利于维持台湾现状、符合台湾民众基本利益的。大陆正在迅速迈向强国地位,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也不愿意被阻断,和平发展对大陆同样是重要的。所以,只有和平发展,才有可能使得两岸关系走向双赢。他深刻理解和理会中共的对台政策,认为大陆统一台湾是迟早的问题。两岸加强彼此间交往,维持现有状况,走和平发展之路,于大陆和台湾都有益处。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对吕正操讲过:“台湾这些年的经济有很大发展,我一向主张发展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平统一国家,共同振兴中华。” 张学良的上述观点和主张切合了当时海峡两岸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一个真正政治家的宽广胸怀。

张学良的这一观点与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对台政策观点可谓遥相呼应。在既定的政治基础上两岸和平发展的过程,既是两岸通过政治协商和谈判消除政治对立、复归政治统一的过程,也是两岸发展经贸文化的过程,还是提高两岸人民的民生水平的过程,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只要两岸的政治基础不变,无论进程的深浅或快慢,两岸统一都可以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进行。

张学良主张并身体力行地倡导加强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他时刻关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并积极参与其中。1992年8月,上海第一幢钢骨结构、高199米的“世界广场”大厦在上海浦东新区奠基。张学良特意托人为大厦奠基赠送了花篮,表示他对祖国经济建设的关心。1993年,张学良欣然为吉林东丰县题写了“中国梅花鹿之乡”的墨宝。

酷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张学良在晚年对两岸的文化交流同样表现出高度的热忱,1992年,“大陆古物珍宝展”在台北展出,张学良专程前往参观,仔细观赏每一件展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大陆到台湾的艺术团体都希望看到张学良,他不仅每次都满足大家的愿望,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国粹艺术——京剧,更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偏爱,只要有京剧团访台,他是每场必到,给众多的大陆艺术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93年,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张学良不仅亲笔为博览会题写了贺词,而且将自己培育多年的一盆“爱国兰”托人送给江泽民主席。

正如美国资深专栏记者哈里森•索尔伯兹里评价的那样:“少帅已投身一项新的努力——促进北京和台湾建立统一的中国。”张学良恢复自由时已至耄耋之年,但为了两岸的统一,他仍然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1991年会见吕正操时曾表示:“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我不是为国民党,也不是为共产党,我是一个在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我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我不希望两岸打起来。”“假使哪天用着我,我愿意尽力。” [3]240 1992年,张学良在台北家中首次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再次表达了愿为祖国统一再尽绵薄之力的心意,他说:“我现在已经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4]1154 。

晚年的张学良饱受思乡之苦,但出于海峡两岸的关系考虑,最终放弃了回大陆的计划。走出幽禁的张学良多次表示要回大陆看看,他在写给邓颖超的信中曾充满感情地写道:“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但同时也表示“时机尚未成熟”。他说:“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5]1098-1099。在他看来“假若双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就可以回去” 。可以说,张学良直到客死他乡,未能回大陆的真正原因就是出于政治、出于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考虑。

综观张学良的两岸统一观,他不是站在哪一党、哪一派的立场,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赵一荻曾写过《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文,她说:“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甘心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从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到西安事变,直至迟暮晚年,张学良念念不忘,并一直在为统一大业奔走。追忆他的一生,张学良不仅是“中国统一的象征”,更是两岸统一的一面旗帜,张学良的两岸统一观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闪光点。

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当今海峡两岸关系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岸民众企盼已久的“大三通”终于到来。两岸关系正由打破政治僵局、摒弃敌对状态、达成互访交流,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性轨道运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两岸和平发展的滚滚洪流,我们期待不远的将来在海峡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张学良所期盼的两岸统一能够早日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