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张作霖早期与日本关系探析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作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出身低微,曾铤而走险出没绿林,后成为清军的一名统领,在民国初年风云际会的短短数年时间里,一跃而为雄踞一方的“东北王”,进而荣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了北洋政府的末代国家元首。就是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统一东北、经略蒙疆、进而问鼎中原” 的传奇式人物,竟然在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殒命身亡,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探究张作霖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十余年间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欲以辛亥革命前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为切入点,透过张作霖早期对日关系产生的历史背景、呈现的特点以及期间出现的矛盾冲突,找出导致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根源和必然性。

一、张作霖向日本的主动靠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奉天革命党人也在积极酝酿准备响应武昌起义。当时早已不甘偏安一隅,觑觎奉天的张作霖得到消息后,率部以“保驾勤王”为名从洮南星夜赶往奉天。进入奉天后,张作霖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支持下,充当起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因镇压革命有功,得到清廷破格升赏,张作霖一跃成为东北最具实力的军事将领。

恰在此时,张作霖开始向在东北占有特殊优势地位的日本靠拢。1912年1月26日,张作霖亲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拜访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在双方晤谈中,张作霖表示“革命党人以奉天为策源地,并不足惧;而今人担忧者,实为日本国之暗中庇护。”“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亦决不听从其指挥,必将自率部队,我行我素。日本国在满洲拥有重大利权,与满洲具有特殊关系,而为本人所熟知,亦为民众知晓。日本国如能以往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与外人更为了当。当此时此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①]。从上述张作霖的言论不难看出其对共和制的强烈抵触和急于寻求日本支持的媚态。笔者认为,导致张作霖向日本靠拢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武昌起义后国内时局的急剧变化,使张作霖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与恐惧感。张作霖自1902年接受清廷招安后,即想以大清朝为靠山,实现其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梦想。在多年的追剿蒙匪的过程中,张作霖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屡被加封褒奖,在辛亥革命中他又因绞杀革命有功,成为奉天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可以说他的一切都得意于大清王朝。然而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使张作霖日益感到他原本想忠于的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早在1911年12月31日,张作霖就联合奉天省的主要统制、统领等人通电吉林、黑龙江巡抚、统制、统领,号召组织“勤王之师,以铁血解决政体”,进关南下。同一天,他们又联名致电直隶、河南、山东、黑龙江、徐州、石家庄、吉林等七省都督,“就现有军队,编成劲旅,共任勤王,先发制胜。”“以尽吾军人保全大局责任,非达君主立宪目的不止”[②]。第二天,北洋将领48人联名通电“誓死拥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③]。张作霖位列其中。就在同一天,自海外归国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曾被张作霖逼走的革命党人蓝天蔚被孙中山任命为关外都督,并于1912年1月16日率部从烟台登陆,大有攻陷奉省之可能。而双手沾满了革命党人鲜血的张作霖自觉共和建立后,将无他立身之地。张作霖原本寄予挽救清廷命运的袁世凯此时也开始玩弄政治手腕,由开始时率领北洋军进攻南方的民军,转而又同南方举行和谈;其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主张民主共和。袁世凯变幻莫测的政治态度,使张作霖如坠迷雾之中,摸不清头脑。忧心忡忡的张作霖曾以统领的名义致电袁世凯:“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位卑言轻的张作霖的表态岂能触动袁世凯。在当时中国政局如此动荡的情况下,迫使张作霖为自己将来的出路开始打算。

第二,张作霖之所以选择主动向日本靠拢,因为他深知此时日本已在东北地区确立了有别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绝对优势地位。根据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从东北攫取的辽东半岛及其附属地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并将中东铁路支线,大连至长春的铁路和一切支路以及附属之一切煤矿让与日本[④]。日本还以俄国为先例,划铁路线两旁30里的土地为“铁路附属地”。附属地内的行政、司法、卫生、教育和工商业等,皆由日本人管理,这部分领土实际上已成为日本之殖民地。同年12月,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谈东三省事宜正约》,在该条约中清政府承认了《朴茨茅斯和约》所规定的有关日本在中国的权力,据此,日本通过满铁、关东都督府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三大侵华机构,加紧对东北南半部地区的控制,通过缔结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强制手段,掠夺东北的矿山资源,并以中日合办的方式把触角延伸到东北地方经济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日本还利用满铁附属地的特殊权益,在附属地行使行政、司法、税收、警察权,开办学校等等,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实行殖民统治。更有甚者,日本通过关东都督府和奉天总领事馆两个机构,插手东北地方政治,甚至干预东北地方当局官员的任免。一向富有政治头脑,善于钻营的张作霖深感在国内政治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要想保住自己已取得的权力和地位,“离开日本或无视日本,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因此不管“内心里喜欢不喜欢日本,”他相信“和日本合作,保持友好关系是最为必要的”[⑤]。也就是本着这一想法和初衷,张作霖产生了主动向日本靠近的言行,日本特务机构称张作霖对满洲和日本的关系是“具有最深刻的理解”的人。

第三,张作霖之所以主动向日本靠拢,还缘于其早年曾替日本人做事的特殊经历。据史料记载,在张作霖任“保险队”头目时,日本“特别任务组”的间谍花田林助就曾以招募所谓“东亚义勇军”的名义找到张作霖,当场 “赏给张的人辽贴百吊,并赠送山东带来的土物”[⑦],充当双重间谍。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张作霖尝到了小恩小惠的甜头,使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最大化的张作霖产生了向日本求援的想法。[⑥]。并允诺“军饷由日本暗中送来”。于是张作霖和手下的27人加入了“东亚义勇军”,共推花田林助为盟主,以驱除俄军为目的。此后,张作霖即在辽中县一带活动,先后召集了40余名新人。在此后的日俄战争中,当时已升任新民巡防营管带的张作霖,作为清政府的官员表面上不得不遵守清政府的“中立”指示,但暗中却根据日俄两国势力的消长,一会儿充当俄国的向导,袭击日本军队,继而又为日本服务,将日本的情报收集站设在所辖的兵营中,同时又收买了一电报员,为沟帮子日本方面发送情报

个人活动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在我们评析张作霖早期与日本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将它置身于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张作霖的对日态度是当时半殖民地军阀政治的一个典型缩影。

二、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谨慎观望态度

日本方面对于张作霖的主动示好,并未做出任何承诺,只是“姑妄听之,毫未介意”,一度采取冷眼观望的态度。国内局势的变化莫测令张作霖每日忧心忡忡,在北洋将领发表通电主张实行共和的第二天,张作霖即再次前往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落合责成书记生深泽接见了张作霖。在这次会谈中,张作霖对时局表示出极大的担忧,在他看来“袁世凯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况在满洲享有重大利权之日本国,如坐视东三省人民陷于无主状态而不予一顾,亦断非事理之所当然。尤以蒙古,无疑已沦于俄人之手。其独立,全系俄人所操纵,三倍于东三省之地,矿产等天然富源,尽为俄人囊括而去。与此相较,日本国在南满洲享有利权,乃属当然,毫不为过。既已沦为无主状态,吾等只好按个人的意愿行事。”[⑧]张作霖充满了对共和制度的敌视,他深恐在眼前的政治变革中,失去他刚刚获得的权势,表达了欲在日本支持下,采取东北独立的主张。张作霖在拜访日本总领事馆的第二天,再次委派于冲汉前往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拜会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于冲汉表示“北京形势日益不稳,皇帝退位为期不远,届时东三省将无人为首脑,必受重大影响,颇感棘手。”他急于知道日本是否会承认赵尔巽为总督?对于于冲汉直截了当的提问,落合谦太郎表示“将视共和政府情况如何而定,目前无可奉告。”落合谦太郎莫衷一是的答复,令张作霖深感不安。他又派于冲汉前往大连拜会刚刚上任的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希望通过熟知自己在日俄战争中表现的福岛能给予积极的支持。

日本对张作霖的这种主动态度并没有充分相信,在落合谦太郎看来,张作霖是一个“对日本国深怀戒心的人”。但张作霖几次三番的表白,也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向外务省致密电,认为“张作霖等人目睹北京形势与其本人之愿望日益相反,如果日本此时能如彼等所想象,有意扩张南满洲权益,彼等即可起而迎合。以求在日本国庇护之下巩固其今后之地位”[⑨]。当时落合根据同张作霖的谈话得出三点结论:一张作霖正处于十字路口,思想动摇,举棋不定,“张氏等人何适何从,急待抉择。”其二基于他以往的一贯立场,对革命党人采取残酷手段,说明他“已同共和势成冰炭。”其三日本应该乘虚而入,拉拢住他。在落合谦太郎看来笼络张作霖是十分必要的。落合谦太郎在致外务省的电文中指出:“张作霖如果不能得到日本庇护,或则重操旧业,沦为流寇,或转而投靠俄国。实难为其情。”[⑩]2月8日,落合谦太郎又在致外务省的电文中警告说:“当此关头,我国欲扩展在满洲之权益,至少必须采取行动,以使张作霖不致断绝与我国之联系。”然而,日本外务省未完全采纳落合谦太郎的建议,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电告落合谦太郎:“关于同张作霖建立某种联系问题,据福岛中将私下透露,其本人亦有此种愿望。” “但张等一旦另有策划时,难保不将我方之机密谈话任意向他人泄漏。因此在当前可能有他人介入的情况下,不能采取任何措施与张等建立联系。”“关于张作霖之为人,已如前点所述:我方如向其表明态度或许下任何诺言,甚为危险。”内田分析了当时东北的局势,认为与张作霖的关系只能止于此种程度,切不可过于深入。内田的这则电文,基本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对张作霖的态度。张作霖虽几次向日本表示投靠之意,但由于张作霖地位不高,特别是日本对张作霖的为人尚存疑虑,担心会因张而影响日本对华外交的大局。因此当时采取了与张作霖既“保持联系、互通声气”,又避免过于深入的态度。日本在对待张作霖态度上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日本政府对张作霖的态度十分谨慎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日本担心张作霖“一旦另有策划时,难保不将我方之机密谈话任意向他人泄漏。因此,在当前可能有他人介入之情况下,不能采取任何措施与张等建立联系。”如前所述,在日俄战争中,张作霖投机于日俄两国之间,他自以为左右逢缘的做法曾被日本的秘密警察探知,日本宪兵队将其监禁并准备处死。后幸得田中义一等人的极力保护,得以九死一生,这次事件过后,虽然张作霖在效忠日本的誓约上按了手印,但也给日本方面留下了不堪信任的阴影。

第二,日本认为当时中国政局变化形势不定,“随同时局演变,满洲将发生何种事态,甚难逆料。”辛亥革命发生后,日本内阁刚刚在10月24日起草了一份《关于对清政策》草案,显示出同情清政府的一面,11月间,中国18个省中就已经有15个省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日至4日,北伐民军在旅顺、大连租借地迤北中立地带高丽城附近登陆,随即占领花园口。面对如此风云突变的形势,加之日本国内军部、内阁、元老在对华策略上的迥然不同,导致当时日本对待中国的“观望”态度异常浓厚,这也是导致日本对张持谨慎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不想承担政治义务,日本政府认为“如能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导致张氏所言之事态发生,则可能为我国将来发展对满政策造成前进一步之机会。”日本一向视满蒙为日本的生命线,1912年1月14日,日本长州藩首领山县有朋,草拟题为《对清政略概要》积极主张出兵满洲,但是德美两国察觉到日本的意图,坚决表示反对,德国政府提出:德国难以同意日本于此际“对中国采取单独行动”,美国也同时表示:中国局势无需各国干涉[11]。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企图利用张作霖达到“不劳师而有人国”的目的,日本政府对待张作霖的态度是狡猾的,不想出力又想得到好处,因而指使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对张作霖“充分留意,相机采取适当措施” [12],其用心是险恶的。

从早期张作霖对日关系中我们发现,并未如以前多数史学家所说,得到了日本的善意支持,相反,在张作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基于张作霖的出身、经历以及他当时的地位,特别是日本对中国整个政治局势走向的不确定,导致日本对张作霖始终持一种观望的态度,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

三、张作霖早期对日关系所呈现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自辛亥革命张作霖进入奉天直到他出任奉天督军的这一阶段,张作霖为谋求个人的出路,不惜卑躬屈膝,主动向日本接近和讨好,说了许多丧失人格和国格的话;日本为谋求其在东北利益的扩大化,也在不断试探张作霖,但双方都只停留在口头上,尚无实际行动。[13]但张作霖这一时期对日关系所呈现的特点却始终伴随着其对日关系的始终,并为二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埋下了多个伏笔。

第一,张作霖在多次主动向日本表示友好,日本均以冷漠视之的情况下,张作霖表现出一种令日本方面都很震惊的强硬态度。张作霖在几次对日表态没有正式得到答复的情况下,对日本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示出相当的不满,甚至在落合谦太郎回访时张作霖就直言不讳地说道:“原来拟访问贵总领事时,并未打算访问他国领事,后经考虑,始决定普遍进行访问”,以此发泄对落合谦太郎冷谈态度的不满。他在与落合谦太郎的会晤中也措辞强硬地表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能听从指挥。日本人如认为本人不堪信任,而本人无论如何不能依附共和。只好采取自主行动,其结果地方纷扰将不免为之旷日持久。”[14]表示出一种坚硬的态度和一种刚毅不服输的性格特征。当时张作霖的地位还不高,在政局动荡的时候,对日态度虽几近暧昧,但对日本的冷淡态度的回应也显示出他独有的霸气,或者说还带有几分威胁。事实证明张作霖的强硬态度确实令日本产生了几分危急感,落合谦太郎在随后致外务省的电文中就出现了“张作霖如果不能得到日本庇护,或者重操旧业,沦为流寇,或转而投靠俄国”,“当此关头……至少必须采取行动,以使张作霖不致断绝与我国之联系”(见前引文)等语。透过张作霖的上述态度,我们发现他在位卑言轻、势单力薄之时在对日关系上也丝毫不示弱,显然他将不能成为一个为日本利益忠实效劳的傀儡,这一点从日后张作霖在对日,特别是对抗二十一条以及满蒙悬案交涉问题上的表现都可得到充分印证。

第二,张作霖在对日关系中左右逢源的态度和做法,使日本在对他的信任度上大打折扣。正当张作霖为清廷的命运担忧,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多方奔走时。1912年2月12日,在无法阻挡的革命浪潮冲击下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如愿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安抚和拉拢佣兵自重的各派实力人物纷纷委以重任,地处边陲、手握兵权的张作霖也成为袁世凯拉拢的对象,袁世凯派密使“以军刀一柄及其它贵重物品一万赠与张作霖”,并许下诺言将任张为“东三省防务督办”,原视清廷为自己的命根子的张作霖在看到清廷被推翻后,非但没有危害到他,随着因清廷的垮台而准备依靠日本势力争取独立的张作霖,对日关系趋于淡化,开始向袁世凯展开了攻势,希望通过袁世凯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不但以贵重的人参和物品回赠袁世凯,并先后两次致电袁世凯拥护共和。张作霖充分施展其两面外交的策略:一面极力讨好袁世凯,一面向日本表态说:“关于采取共和问题,不独赵总督,即本人等因缺乏资金和武器等种种原因,在目前情况下,因实力不足而不得不暂时屈从,但一旦实力充足,即可打入北京,恢复君主”。很快,日本方面就发现张作霖“虽屡吐大言,今日又侈谈‘恢复’等等,但对政体变更却未采取任何行动。”此时,日本的警察系统也已经探知“张作霖接受袁世凯馈赠达数万金之巨”的具体事实。日本秘密警察将此情报通知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后,落合谦太郎立即函告日本外务省,建议外务省提醒都督府勿使日本军人和宗社党与张作霖过于密切。落合谦太郎在电文中提醒说:“对于张作霖一伙之漫不负责的鼓唇饶舌,必须慎重对待,恐其背后与袁世凯暗中有勾结故也。”[15]至此,日本外务省失去了对张作霖的信任。

第三,张作霖在日本策动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阳奉阴违的做法,令日本军人对张作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占领东北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梦寐以求的侵略目标,辛亥革命刚一爆发,日本内阁就于10月24日通过了一项《对清政策决议案》,提出了“笱有机可乘则应利用以采取决断之手段”,以达到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在此基础上,日本陆军部进一步提出了“应占领那些最为有利的军事和经济要地”的军事方案。后由于清帝“逊位”,致使日本军部的上述计划未得到实施。但是,在日本军部的指挥和策划下,一些在东北的日本浪人与保皇的宗社党勾结发起了“满蒙独立”运动。辛亥革命后,张作霖屡屡流露对共和不满的政治态度,引起日本浪人和宗社党的高度重视。1912年2月8日,即肃亲王善耆到达旅顺的第二天,他立刻派自己的日本亲信随员带着亲笔信前往奉天拜会了张作霖,驻旅顺的日本都督大岛义昌也允诺给予张作霖武器援助。在日本人眼里“肃亲王的器重与日本人援助的允诺使张一度兴奋不已”[16]。日本军人和宗社党人,不顾日本总领事落合“勿使日本军人和宗社党与张作霖过于密切” 的警告,“像发高烧一样,急于推进满蒙独立计划”[17]。他们乐观地以为只要北大营一举烽火,奉天城内的张作霖定会即刻率部相应,宣布东三省独立。1912年6月19日,日本军人策动了北大营哗变。令人他们出乎意料的是,张作霖非但未响应北大营的兵变,相反指挥所部对进城的乱兵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张军在城墙上向乱兵予以猛烈的射击,肇事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他们遗弃毙命者的尸体四处逃散而去”。张作霖出尔反尔的举动导致日本旅顺派精心策划的“满蒙独立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张作霖虽声言要在东三省独立,却在关键时刻平定了日本方面策动的兵变,张作霖的做法同样引起了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参加该事件的日本军人的极大不满,为日后张作霖惨死在日本关东军之手打下了伏笔。

第四,张作霖在早期对日关系中表现出的两面性特点,成为贯穿他日后对日关系的始终。纵观张作霖早期在对日关系问题上的行为,既有为求得个人的生存与日积极靠拢接近的一面,又有在关乎民族利益冲突之中的“阳奉阴违”。尽管张作霖在寻求日本支持的过程中有过以日本为靠山争取东北独立的话语,但却根本没有付诸实施的行动,而且他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甘于开罪日本人,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做法,说明张作霖具有一定的民族观念和政治头脑,深知中日之间的利害关系,是非常值得给予肯定的。应该说,张作霖在初登政治舞台的早期,在对日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特点最为日本所痛恨。根据近年的研究成果显示,日本在与张作霖打交道的十余年间,屡次要求兑现二十一条,采取各种手段,使尽阴谋伎俩时,张作霖总是虚以委蛇,加以巧妙地推诿和搪塞,敷衍了事,使得日本人无计可施。关于这点张作霖也曾自豪地说:“个人成败事小,地方存亡事大”,“日本人要求的二十一条在我这里一条也没有得去”。他的做法无疑令妄想攫取东北更多权益的日本无法容忍,张作霖最终惨遭日本人毒手,殒命皇姑屯也是一种必然。

综上所述,既非“名门出身”、“又无特殊宦途履历”的张作霖,在辛亥革命前后,为保住既得的权力与地位,凭借他在绿林学会的一套曲意逢迎和随机应变的本领,在对日关系中虽采取了一种主动接近寻求支持的态度,而其在关键时刻的游离态度和两面性策略,反映出张作霖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一心投靠外族的反动军阀,相反他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的,通过对这一时期张作霖对日关系的考察,我们发现日本此时对张所持有的 “不即不离”态度,表现出强烈的试探意味,其实质是由于当时张作霖的地位所决定的,既日本要扶持的是在东北掌握实权的人物,而不是张作霖,直到皇姑屯事件前日本在对待张作霖的策略问题上就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立场,即一旦张作霖企图摆脱日本的控制,将以“有实力者”取而代之。张作霖是一个有着非凡头脑的人物,他当然明白日本的态度,所以,这也决定了张作霖在对日问题上也从来不会是死心踏地的。通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会发现此后十余年间张作霖与日本之间既相互勾结利用,又相互矛盾尖锐斗争的影子,二者之间的关系走向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