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的对日关系

一、易帜前后的对日关系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6月16日,奉天军政当局在参谋长臧式毅的主持下召开高层会议,公推张学良为奉天省督办,并于第二天补用老帅张作霖的名义,发布了这道人事任命。17日,张学良由滦州军中化装回到奉天,主持张作霖死后的军政事宜,并于19日正式通电就任奉天省督办一职。7月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改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顺利进行了权力交接,张学良正式开始了其主政东北的新时期 。

张学良在继承父位之后,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内外沉重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要保持在东北地区的特殊利益,把东北变成一个受其控制的自治地区;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已伸及平津、统一关内,东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在此形势下,东北向何处去,如何处理与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便成为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 。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当局,深知日本乃虎狼之邦,他们对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希图在日本的庇护下以求东北独立,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迟早将使东北落入日本人的魔掌。皇姑屯事件使张学良看透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前车之鉴,无论是为其身家性命着想,还是为东北的未来命运担忧,张学良都需要尽快结束这种孤立无援的独立地位,寻找一个能与日本抗衡的强大靠山。为此,张学良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与南京妥协,“分治合作”,服从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国内统一,与日本人施加给东北的压力相抗衡 。

在此基本政策的指导下,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以奉天省督办的名义,向全国各省军政领袖拍发了一封电报,首先表示了他的政治姿态。他主张: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刷新外交工作;三、裁缩军备、开发产业;四、整理财政、减轻人民负担 。7月1日,张学良又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明确表示:“当以民意为依归”,“决无妨害统一之意” 。 7月4日,张通电就任保安总司令时,又表示:停止军事行动,建议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全国统一 。

在对日关系上,张学良十分注意改善与日本的关系。1928年6月19日,在张学良正式通电就任奉天督办一职的同一天,张学良派臧式毅前往拜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表示了初就职的拜访,同时也派人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处,通知老帅张作霖已伤重身亡 。在易帜问题上,张学良更是小心翼翼,避免公开暴露其心迹,他深知日本在东北的实力,知道日本会强烈反对东北向南京妥协,实现统一。在此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得不到日本的充分谅解而仓促行事,则可能会使其迅速倒台。同时,张学良也充分意识到,他同日本人的关系,也是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没有日本关东军的存在与合作,对南京政府来说,他的地位将会被轻视,遭到削弱。因此,他小心谨慎地行事,注意不要在与南京和解这个问题上公开行动或操之过急,以免引起与日本人的对抗。所以,此时张学良只能对与南京联合的前景表现出不太关心的态度。为了迷惑日本人,6月底,张学良经过与东北地方军政领导人多次磋商,决定采取对日“亲善”政策。7月初,张学良声称,对于东三省来说,同日本达成某种具体谅解是绝对必要的 。

上文所述,当时日本对东北的政策,是以变东北为日本控制的“自治”地区为目标。为了防止东北新政权与南京妥协,在张学良由滦州回到奉天后不久,6月25日,田中便透过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宜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接近态度” 。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了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田中义一便听取了外务省的意见,一方面对南京拖延应行改订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的交涉,用以压迫南京向东京让步;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东北地方,坚持其“满蒙特殊化”的既定政策,务期造成东北地方的实权者摆脱中国的统一运动,而能形成一个易于为日本掌握的“自治”局面 。

当东北代表邢士廉等人在北平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若干协议时,林久治郎在7月12日迅即奉命往访张学良,公然表示:日本反对东北当局为与南方妥协而悬挂青天白日旗,日本的理由是:此举将导致东北治安秩序陷入混乱 。7月19日,张学良命令热河的汤玉麟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并悬挂青天白日旗。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秉承田中首相旨意,正式向张学良提出了所谓“友谊的忠告”。他规劝张学良,南京政府含有共产党色彩,况且其内部纷争不已,地位颇不稳固,故东北绝对没有必要与之联合 。同时,林久治郎更对张学良转达田中义一的意思,假若张学良不倾向南方,而在东三省境内维持中立的话,日本愿支持张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方军事上的进攻 。同一天,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也对张学良提出同样的警告 。

对于林久治郎等人的“规劝”和警告,张学良则采取推拖敷衍的策略,告诉他们主持东北政务的保安会要员们一致赞成与南方合作,接受三民主义,假若他本人违背公意,拒绝这个原则,他必将陷于困窘境地,甚至被迫辞职 。但是,对于日本方面的警告,张学良和东北地方当局还是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7月22日,东北当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实现和平统一的总方针:与南京的妥协工作照旧进行,但考虑到此事涉及东北的内政外交,极其复杂重要,决不能操之过急,最后决定公开悬旗可暂缓办 。7月25日,张学良照会林久治郎,宣布东北易帜之事暂缓实行,意在进一步观察日本对此事的态度 。与此同时,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其真诚希望早日实现统一,但是由于日本的干涉,不得不暂缓这一进程 。

8月4日,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田中首相的特使,专程赴沈阳参加张作霖的葬礼。林权助此次吊丧,肩负着日本首相授予的主要任务:(一)满洲必须由中国本部切断,自成为防俄的一个缓冲地带;(二)日本之支持中国统一,其目的在于求得满洲可以自由掌握;(三)日本不惜支付牺牲代价以制止南方势力进出满洲;(四)若张学良能以保境安民为务,则日本可助其裁军或整理财政及一切之必需 。与此同时,田中更训令林久治郎,除协助林权助对张学良施其怀柔政策外,必要时亦需提出恐嚇性之警告,即:张学良若不听从日本警告,日本将考虑撤回此前对张学良的一切友好态度,并将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 。

在林权助8月4日抵达奉天到8月13日返回东京这一时间内,共与张学良前后晤谈四次,在8月9日的一次谈话中,林权助告诫张学良:“国民政府内部纷乱,且含共产党色彩,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满权益,将受损害,故东三省宜暂观望。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则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之重大决意,望贵总司令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所需,日本愿以全力相助”。张学良答道:“我为中国人,自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我之所以愿与国府妥协者,实不过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日本劝告,我固愿考虑,但最后仍当以东三省民意为归。不过就国际关系言,日本亦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违。再者日本屡以强硬态度,对我威胁,我亦不解”。林权助当即说道:“日本已有决心,即甘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愿贵总司令速下决意”。张学良答道:“我的决意,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不能拂逆东三省的民意!”这时,陪同林权助前来的日军佐滕少将插话道:“此非讲是非之时,田中首相之决意,即是非之抉择,贵总司令如拂田中首相之决意,东三省将生重大事故”。林权助见会谈陷入僵局,遂打起圆场,表示田中首相希望使东北成为中国最先进、最安全的地区,在这里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有同等的机会经营工商事业。为了达此目的,就必须在这一地区铲除“共产分子”,同时也要阻止国民党影响的渗入。他还表示,如果张学良专心维持东北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日本将向他提供顾问,以及其他帮助。在答覆中,张学良再次表示,在中国统一与否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做违反“中国人民意愿”的事。同时,张学良还表示,他充分认识到在东北保护日本权利的必要性 。

与此同时,在8月10日,日本在沈阳火车站陈兵示威,反对东北易帜,东北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为了应付面临的严竣形势,张学良于当日召集东三省保安会、三省议会联合会开会,讨论时局。会议认为易帜不宜求之过急,应注意策略,缓步进行,“暂用圆滑之法延宕之”。会议再次决定推迟易帜。翌日,张学良派代表刘哲通知林权助,易帜延期三个月 。

面对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咄咄逼人之势,张学良一方面进行有理有据地斗争,毫不退让;另一方面也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一再推迟易帜日期。同时,日本的干涉也使张学良更加清楚,要想改变东北和自己的地位,避免重蹈其父的复辙,就必须使东北与自己的祖国统一起来。张学良看到,要想达到易帜目的,仅靠东北地方当局与日本交涉是不够的,还得依仗南京国民政府和美英等列强的力量,牵制日本。故而张学良在8月10日决定推迟易帜时,即派邢士廉于19日与蒋介石代表方本仁一同去了南京,邢士廉向蒋报告说:张学良拥护中央之意无变,只要对日外交稍见缓和,东北即行易帜 。

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给予了充分配合和支持;对张学良的处境也予以理解。7月22日,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关于暂缓易帜的电报后,即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实,对林久治郎19日向张学良所提警告,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重质问 。28日,国民政府特派员王大桢拜见田中首相,严重抗议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同时,日本的无理干涉也引起了英、美各国的疑惧。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确信,日本干涉背后的真正意图,是要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自治政府 。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因而也极力反对日本独霸东北。8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征得南京政府的同意,以赴朝鲜为名,前往沈阳与张学良会面,力劝张学良及早换旗,美国方面愿为实现东北换旗做出努力。日本特使林权助原定是日回国,得此讯立即决定延缓一日。美国的态度对张学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张学良还利用民间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与日本干涉东北易帜作斗争。东北各地知名人士纷纷上书张学良,要求东北尽快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以谋统一。当时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组织,遍及东三省各大城市,而且推展到各县,积极开展反日宣传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地方政府对日的多次交涉。“东北人民希望统一之心,异常迫切” ,他们上书张学良,“若不改旗易帜,终恐为众矢之的”。张学良以民心可用,民意为归,不能拂视东三省民意为由,拒绝了日方的多次无理要求。

由于上述的各种原因,再加之日本国内在野派的尖锐批评,使得田中内阁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尤其是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日本的强硬政策稍有松缓。而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地缓和了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立场。1928年8月中旬,蒋介石宣布,只要日本当局对东北不抱有任何领土要求,国民政府将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 。9月9日,曾经给张学良施加压力的林权助由东京秘密透给张学良一个消息:如果张学良保证维持满洲现状的话,日本将不干涉张学良和南京的妥协 。9月中旬,田中义一派人致书蒋介石,希望改善中日外交关系,同时,蒋介石也派张群访日,着手讨论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此时,日本对张学良计划易帜一事,在某种程度上松动了许多。

11月6日,日本天皇登基大典,张学良派前任奉天省长莫德惠访贺。莫德惠会见田中义一时,曾有意谈及东北易帜一事,在莫德惠的自订年谱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田中曰:‘日本在东北有许多既得权益,素以防共为重;如东北易帜,苏俄凭恃中东铁路,得寸进尺,因东北力量不足以应付苏俄一国之侵略,日本愿以全力协助,此为邦交友好应尽之义务。’余曰:‘东北对日本此项盛意,只好存之于心。惟东北决不容赤化,与贵国防共之意相同,但东北一隅之力,抵抗苏联,自有不逮,故有易帜之举。若中国全国统一,则苏俄野心自可戢止,因此必须易帜’。田中遂云:‘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余曰:‘诚如君言,确是中国内政问题’” 。此时,田中对东北易帜一事,已采取了默认态度。

10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16日,张学良派胡若愚赴南京安排处理有关统一的最后事宜。至此,南北统一问题遂成定局。12月29日,张学良宣誓效忠南京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东北易帜遂告完成。

张学良在东北率行易帜,结束了东北长期以来暧昧不明的身份,实现了全国统一,保住了东北集团的地盘和军队。同时,在对日关系上,也开始了新的开端,改变了张作霖时代对日关系的特征。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内政外交的重要决策,关系到东北集团和张学良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也关系到中国大局。正如张学良所言:“以吾人私人之利害计,并由历史上之观察,予与蒋总司令合作,甚为困难,然余现在则服从之,何也?为大局着想也” 。在他看来,日本侵略势力强大,而东北一隅势单力薄,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庶几方可图存 。按卢广绩的话讲:“张学良爱国,同时感到光靠东北的力量不足以与日本对峙,要依靠全国的力量。于是他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加入了国民政府” 。

在张学良与日本当局进行易帜交涉的过程中,日本当局还与张学良进行了铁路交涉。张作霖死后,日本人便把张作霖拒绝偿还的帐算在张学良头上。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籍祝贺他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机,提出铁路交涉问题,张学良以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浪潮为借口,继续拖延此事 。7月18日,林久治郎又向张学良提出兑现张作霖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商定的“满蒙新五路协约”的要求。这一要求体现了田中内阁10日议定的精神:须张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之约后,日本才承认张学良之地位。当时张学良以张作霖专车中的全部文件已被炸毁为辞予以回绝 。8月15日,张作霖的葬礼刚结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又找上门来,要求张学良执行5月15日在北京签订的铁路敷设合同。两日后,林又派满铁理事斋藤良卫等人,就此事访问张学良,但张学良对此就是拖而不办 。

此时,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日本对东北易帜改变了策略,田中首相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益即不反对”。9月6日,田中把林久治郎召回东京,协商对东北的政策,决定加紧与东北当局进行有关诸悬案的交涉。林久治郎返回沈阳后,虽然经过多方活动,但仍无进展 。9月下旬,田中又电命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在南满铁路沿线扩大日本商民的居住往来与商租权的交涉;接着,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又提议:商租权可以缓议,甚至日本也可考虑在南满附属地的课税权和警察权上让步,而日本唯一所希望的是筑路权,尤其是希望延长吉敦线。对于日本的种种要求,张学良都借口东北内部意见不一,拒绝进行讨论 。

10月初,日本逼迫东北当局进行铁路交涉的消息披露后,延边人民首先起来反对由日本修筑吉会铁路,并成立了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联合保路组织。10月2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交通委员会、奉天总商会等机关团体,成立了“东三省路权保持会”,坚决反对日本攫取敦图和长大铁路,支持东北当局拒绝签约。同时,东北各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也纷纷组织起来,反对日本,支持东三省保路运动。张学良出于爱国热忱,也支持民众的爱国反日斗争。张学良表示:“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利用当时的形势,张学良籍口等到学生运动缓和之后再作处理,将铁路交涉再次拖延下来。

二、“东北新建设”时期的对日关系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为了实现其联蒋抗日思想,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东北建设上,以图实现东北现代化,增强国力,抗衡日本。这一时期,张学良在处理对日关系时,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日铁路交涉;二是努力限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扩张;三是有节制地支持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下面详细论述这一时期张学良对日关系的这三个方面。

1、中日铁路交涉与自筑铁路

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未放弃其巧取豪夺的野心。日本见干涉易帜不成,便转为扩大其在满蒙的权益,集中精力迫使张学良解决所谓“满蒙悬案”问题。而“满蒙悬案”中除了商租地、开矿权等特权外,最主要的就是日本在东北及内蒙东部修筑铁路的特权。

1928年12月31日,就在东北易帜后的第三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命拜会张学良,除了责难张学良“突然更换旗帜等于与日本断交”外,还转达了田中首相再次要求实行吉会、长大两条铁路借款修筑工程,但张学良仅回答“没有法子”,予以拒绝。1929年1月4日,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曾经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去拜访张学良,试图让他为履行铁路合同作最后的努力,同时,田中首相授意预备役中将贵志弥次郎协助町野。町野和林久治郎协商后,首先拜访了张学良,张学良以“有关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为由,拒绝与日方直接谈判。10日,町野又与东北实力派人物杨宇霆进行了密谈,据说二人已准备就协商的问题发表声明,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张学良以阻挠统一、企图谋反的罪名处决了杨宇霆及其同党常荫槐。林久治郎总领事认为,这是张学良关于铁路问题向日本所做的最后通牒 。

1929年3月29日,张学良再次答复斋藤良卫:“尽管同我反复交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原来此项合同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签订的,所以现在请向目前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交涉,即使向南京政府交涉,恐怕亦无成功可能”。5月9日,山本条太郎致张学良函:“合同规定的日期已经只余数日,希望阁下现在能立即任命铁路局长,以使我会社开工”。张学良表示可与中央交涉,拒绝修筑敦图和长大铁路 。而日本鉴于国民政府1927年的宣言,自知理亏,有口难言,因而始终没有将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提向中央政府交涉 。中日铁路交涉暂告停止。

张学良在对中日铁路交涉采取拖延政策,抵制日本扩张路权的同时,还加快了自筑铁路的进程,以图打破日本南满铁路的控制,取得经济自主权,从而在对日关系中取得主动。张作霖时期,东北当局就在日本独资经营的南满铁路两侧修成了东干线和西干线,在沈阳以北初步形成了包围日本南满铁路的中国自建铁路网。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加快了自筑铁路的进程,1928年7月30日,张学良改组和重新设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明确规定自建自营和独立发展东北铁路的方针。10月,东北交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东北官办的省有铁路由省政府投资,官商合办的省有铁路由省政府和民众投资,国有铁路由交通委员会从京奉(后改北宁)铁路投资,不用外资,从而避免外国资本,尤其是日本资本用借款权控制工程承包权、出售材料优先权和借款期内管理权,造成“因一借款合同,无形断送生命,若四洮、洮昂、吉长、吉敦各路,因本身经济上之关系受外人操纵,漏   莫挽”的局面 。

1930年,东北交通委员会制定了《建设东北铁路网计划》,计划在10年内修筑铁路8000公里,建成三大干线:(一)自葫芦岛港口起,经锦州、沈阳、海龙、吉林、五常、依兰、同江直达黑龙江下游的抚远,称东大干线;(二)自葫芦岛港起,经锦州、大虎山、通辽、洮南、昂昂溪、齐齐哈尔、嫩江,直达黑龙江最北部的黑河,称西大干线;(三)自葫芦岛港起,经锦西、朝阳、赤峰,直达内蒙古的多伦,称南大干线。这三大干线建成,以葫芦岛为出海口,构成一个Q形铁路网,与日本的南满线、安奉线和大连港的丁形铁路相对抗,以削弱日本在东北进出口的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东北交通委员会还制定了本国铁路实行东四路和西四路联运政策,并为了促进本国铁路独立发展和增强与满铁竞争能力而筹建葫芦岛商港,使葫芦岛港成为规划建设中的东北铁路网三大干线的中心港口 。日方认为:“葫芦岛港及其他港湾一旦实现则一向增长的满铁收入必将处于停滞或逐渐减少的状态”,张学良和东北地方当局是在“企图把日本满铁从俄国继承下来的在满蒙的独占地位摧垮,使它的势力缩小并受到限制,导致营业不振,以便易于收回” 。

对于张学良大力营建自营铁路,日本当局自是极力反对。1930年11月14日,日本外务省决定中日关于东北铁路重新谈判。鉴于满蒙新五路要求已无法实现,日本政府转而希望中日铁路实现联运,借机把东北自建铁路纳入满铁运输网,企图全面控制东北交通 。12月,日本外相币原在要欧美通永井松三代替吉田茂担任次官以后,确定了这样的方针:由自己负责对国民政府开展新的经济外交,同时进行关于满蒙铁路问题的谈判。关于满铁谈判,与田中内阁时代坚决要求建设新线的方针相反,重点是防止修建与满铁相竞争的铁路线。此次谈判由满铁理事木村锐市负责 。

1931年1月22日,木村锐市与张学良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日本方面的提案有以下三点:(一)暂时搁置新建铁路的要求;(二)通过技术性和事务性的解决办法,消除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问题;(三)关于互相竞争的铁路问题,要实行联运和制订运费协定 。木村提出中日满蒙铁路交涉悬案很多,已成为刺激两国人民感情恶化的祸根,由于满铁遭到中国铁路包围,“担心有发生意外事件之危险”,希望中国做出退让,以避免“政治上可忧之结果” 。张学良则表示,他并未改变对日本的诚意,东北政权是重视满洲民众舆论的,因此打算纠正舆论方面的误解,希望日本在谈判中作出让步 。同时,张学良还反对日本以军事压迫东北当局,拒绝谈判政治性问题 。

2月27日,木村锐市和张学良再次举行会谈,会谈结果,张学良说,日本的条件是稳妥的,并表示将让被任命为谈判代表的东北交通委员高纪毅开始进行非正式的商谈。根据木村的说法,张学良的意图是考虑到币原外相和木村理事的面子,所以要利用这一机会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3月6日,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与木村进行了会谈,木村再次提出了“同日本签订条约协定的关于敷设各条铁路问题”,要求同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问题等三项内容一起讨论。但高纪毅表示只作铁路业务人员,集中谈判防止铁路运费竞争问题和修改借款问题这两项内容。3月14日,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的王家桢向重光透露:联运和运费问题,以及修改借款合同问题可以通过高纪毅之手,在地方上予以处理,但其它问题因与中央有关,恐怕谈判不易有所进展。后来,满铁不得不委任铁道部长村上义一、会计部长神鞭常孝、计划部长大藏公望同高纪毅任命的专门委员吉长兼吉敦铁路局长郭续润、该局总务课长尹寿松、洮昂局长万国宾、四洮局长何瑞章四人,就运费和联运问题、工程费问题、平行的铁路线问题分别进行技术性会谈 。这样,中日铁路交涉在张学良将军采取一拖再拖的策略下,始终处于僵局状态。至于其它“商业租借权”等问题,也因铁路交涉进展无望,无法提到日程上来。

2、限制日本势力扩张的几点政策

在“东北新建设”时期,张学良在对日关系上,一方面极力拖延与日本进行铁路交涉和“满蒙悬案”问题的解决;同时,张学良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限制日本的势力在东北的扩张。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首先解聘了一批日本顾问,如松井七夫、荒木五郎、浦岛义一、土肥原贤二等人。这些日本顾问,大多是“中国通”,是日本安插在东北当局的坐探,他们搜集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情报,在中日交涉中出卖东北当局的利益。当时,土肥原正担任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据张学良讲:“态度最不好的是土肥原。他全部态度都不好,我和他最大的冲突是围绕着当时他写给我看的文章,那篇文章好像叫‘王道论’。土肥原非常热衷于把我立为皇帝。我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你把我比喻为满洲的皇上,你打算干什么,你是我的顾问,你想让我叛国吗?’” 后来,张学良让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告诉日本参谋本部把土肥原调走,秦真次告诉张学良:“你的军事顾问是从日本派来的,在与日本缔结条约的时候,就给您配备了两个军事顾问,这不是给您个人的,是给您的职务的。他们是日本政府派遣的,我没有撤换他们的权力。”张学良说:“那好,我没有权,我没权没法子,我的顾问我没权调,那么我不见他我有权吧,我不跟他谈话我有权吧,土肥原来我一概不见!” 这样,土肥原任期未满,就提前被调回日本。荒木五郎当时任北大营步、骑、炮、辎重混合部队军官教育司令,张学良派王以哲趁荒木不在北大营之际,解除了他部下的武装,把他也解聘了 。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了限制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东北当局还颁布了许多公开和秘密的法令。1929年4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土地、房屋出卖给日本人》;1930年9月2日,辽宁省政府又下达密令:《禁止盗卖国家土地》,规定无论私有、官有、公有土地,卖与或租与外国人者,均以盗卖国土论处,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课以罚金 。据日本学者水野明统计,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期,为了维护国权,对抗日本,所发布的法令、训令、密令多达231项,其中包括商租,土地买卖,对韩国、朝鲜人的限制,对满铁、日本军警、日本产业、日本人旅行等诸方面的限制等内容 。

1930年7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同时,东北当局还颁布了废止日本抚顺煤输出税协定,否认日本开采抚顺油页岩的权力,增收日本投资的振兴公司铁捐,没收日本非法经营的大岭滑石矿区等一系列限制日本经济侵略的政策 。1931年3月9日,张学良致函王家桢:“日人开采抚顺、烟台两矿越界及缴税款并窃采油页岩各情形……均于我国利权主权侵害甚巨。其中关于私采油页岩一层,是经此间外交特派员迭向日领提出交涉,及始则饰词抵赖,继竟搁置不复,迄无相当结果……由部提向日使严重交涉,务达胜利目的是为至盼” 。

此外,对于日本人利用特权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的不法行为,东北当局还予以打击和取缔;对运输和买卖日货者严加征税;针对有些日货对中国产品的打击严重,实行征收高额税金;对在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及居住在满铁附属地的中国商人,征收营业税和统税;并在南满铁路沿线及大连港设立税卡,严加课税,以限制日货,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东北当局还支持民间团体发起的提倡国货运动,命令各所属机关使用国货 。

对于居住在东北境内的朝鲜人,东北当局还积极推行约束政策。1928年末,东北政权考虑到在满朝鲜人的独立运动不仅给日本侵略东北制造借口,而且给东北的治安造成很大问题,因此决定彻底实行《韩党查防办法》。此后,东北当局又先后颁布《军警会查韩匪暂行办法》、《吉林省各县剿匪调援办法》及《不逞鲜人严防方密令》、《不逞鲜人查防方密令》、《韩人革命团体取缔训令》等,以阻止朝鲜人的活动。对于朝鲜人的抗日运动,东北当局本来认为中朝两个民族共同反日,是应该予以支持的,可是实际上,日本把在满朝鲜人视为马前卒,并利用于其侵略政策上;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在东北各地设立领事馆及警察所,甚至驻扎军队。为了不给日本侵略东北提供借口,东北地方当局对在满朝鲜人采取了约束政策,甚至镇压在满朝鲜人的独立运动 。

为了抵制日本的侵略势力,张学良主政东北后,还采取了引进美英等国资本以抗衡日本资本的策略。1931年春,东北交通委员会向美国某公司货款1000万美元,修筑通往鹤岗煤矿的运煤铁路,6月又与美国福克尔航空公司签订了《建造奉天飞机工厂的协定》,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商谈建造汽车制造厂等。1930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在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下,策划由大仓组负责向东三省出口飞机和招聘日本航空教官,企图掌握东北的航空权,而“张学良在对日本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已从法国买进了飞机,并聘请了法国的军事教官,结果使日本军部碰了一鼻子灰” 。

3、支持东北人民的反日活动

为了达到反日排日、建设富强的东北的目的,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期间,还加强了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组织的联系,支持群众团体的反日活动。1929年6月,沈阳民众为抗议日本军警拆毁北宁铁路北陵支线的暴行,由阎宝航等人发起成立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该会的宗旨是:调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监督并支持政府对外交涉,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应付日本侵略的对策等。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明确提出了许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提案,要求“收回旅大和满铁”,“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日本警察权”,“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禁止日本军队在中国内地演习”,“禁止日本吞食与铁路附属地接壤地区”等等 。1931年4月5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联合大会,反对日本采掘抚顺页岩,要求废除治外法权 。5月12日,木村锐市打算趁着对日有利的外交形势,与吉林的张作相就延长吉长线问题进行谈判,国民外交协会得此情况后,便拍电报给国民会议,要求收回旅大线和安奉线,撤退驻屯的军警,废除邮电局等 。29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主持召开辽宁省各团体联合大会,开始了强有力的反日收复利权运动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的工作得到了张学良的赞同和支持,张学良甚至以自己的活动经费资助国民外交协会。

1929年6月,为了反对日本的毒化政策,阎宝航等人发起成立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联合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揭露日本人贩毒的罪行。同时,联合会还派人到沈阳火车站、十间房一带,调查日本人开设的大烟馆、吗啡馆、毒品制造所和鸦片种植地等。1930年4月,拒毒联合会通过辽宁省邮政局检查出日本人饭沼等由德国汉堡贩来的海洛因386包,同时还扣留了日本人山田文武贩运的烟土400箱。后来经过辽宁省政府批准,在沈阳小河沿公共体育场公开焚毁 。

与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拒毒联合会成立的同时,国民常识促进会、国货维持会、辽宁报界联合会及沈阳工会、商会、农会等群众团体亦先后出现。这些组织的斗争,以反日为总目标,“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作为抗日手段。”张学良对各群众团体的反日斗争,不仅给予鼓励,而且“拔出巨资援助”,甚至“以自己的活动经费支助” 。他曾对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卢广绩、王化一、阎宝航等人说:“你们都是人民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们可以出面做;政府不便说的话,你们可以说,可以出面反对,可以抗议,可以示威游行。总之,你们要做政府的后盾,使政府多能为人民群众做些事”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总结说:“张作霖时代的排日、抗日活动一般来说,还没有越出自发的、偶然的范围,也没有什么思想背景和组织体系。但是张学良时代的排日、抗日,已不是个别事件的反复和继续,而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基于一贯的方针,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而进行的”。“张学良时代的对日态度,已从排日事件发展为对日攻势,而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 

三、“九•一八”事变前的对日关系

前文所述,随着田中内阁的倒台,日本对东北的强硬政策也逐渐被币原温和的对华协调外交所代替。日本在与张学良进行铁路交涉时,随着张学良的一拖再拖,始终处于僵局状态,日本在东北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币原的对华协调外交政策也遭到日本陆军少壮派军人和满铁的指责。所以,在1931年初,当币原喜重郎授命木村锐市向张学良进行铁路交涉时,日本陆军奉天特务机关当时打给陆军省的电报中,就公开指称:“满铁交涉,欲和平解决,失败自明,如今之计,我方(指陆军省当局)应早做部署” 。3月,币原喜重郎在贵族院答询时,对东北日本侨民的排外思想、对华优越感、以及对政府的依赖心理过强等有所批评,这大大刺激了满洲青年议会份子,他们因此又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发出檄文,呼吁日本人一致团结,“死守独立自主的满蒙” 。7月,日本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和政务调查会松冈洋右等人,也响应满洲青年议会份子的论调,在日本国内群起非难币原外交软弱无能。日本右翼团体如大日本生产党等更是到处广为发动群众,召开“满鲜问题大会”,除了攻击币原外交外,还要求用武力征服中国 。

在日本国内纷纷指责币原外交,要求用武力征服东北的同时,在满日本人也积极行动,甚至利用在满朝鲜人制造事端。1931年5月6日,随着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吉林省政府给长春市政筹备处拍发密电,谓:“鉴于朝鲜人在各地都有容易引起骚乱的倾向,故应采取适当手段使一直居住于当地的人撤出境外,并严禁新迁入的人居住”。5月15日,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又密令各县政府和市政筹备处,要求他们警惕日本陆军的行动 。

1931年7月2日,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村,200余名非法移居的朝鲜农民,因为擅自开掘中国农田辟水道,和中国农民发生了冲突。后来,日本宪兵和警察参予此事,并开枪击伤中国农民。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为了煽动民族纠纷,扩大事端,日本又迅速致电朝鲜各报,颠倒是非,大造谣言。朝鲜仁川等地日文报纸立即散发号外,诬称东北当局驱逐朝侨,万宝山农民杀伤朝鲜人 。7月4日,朝鲜京城近郊和仁川港一带,便有大批朝鲜人袭击了中国人聚居的街道,到处打死中国华侨。5日,暴动波及平壤等地,中国华侨有100余名遭到杀害 。

万宝山事件和朝鲜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广泛关注。国民外交协会在沈阳、长春召开抗议集会,要求日本警察及朝鲜垦民退出;长春的“学生抗日后援会”也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7月4日,在朝鲜发生排华事件后,以上海为中心,中国人民展开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中日关系因而更加紧张。

由于万宝山事件后的紧张形势,东北当局提高了危机意识,采取了抑制民众,以防止冲突升级、事态扩大的方针。7月4日,吉林省当局指示长春市政筹备处:“因日方故意挑起事端,采取消极态度以免给日本借口”,命令该处一方面应严正对日交涉,一方面应抑制民众,避免再次冲突。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采纳了副委员长袁金铠建议用“温和手段”收拾事态的主张,命令吉林省政府:“关于万宝山事件,我当局须采取温和手段,以免日人利用机会扰乱大局,况值内外多事之秋,若有侵略行为时虽应据理力争,但不可暴举而危大局,须采取镇静态度善处”。同时,张作相还亲赴北平,与张学良面商对策 。

7月6日,张学良收到王家桢从“东京诸友”那里获得的有关日本对华政策的报告,即日本方面为了解决其领土狭小而带来的困难,认为“不得不急遽在大陆(指满蒙)定国家基础”,其“进行计划为,以朝鲜为根据地,以朝鲜人为与中国人冲突的先锋。日本以全力后援之,用武力侵略中国”。这样一来,“一得消灭鲜民,二是占据鲜地,三得增进中鲜间的恶感而互相攻杀之,以致两败倶伤”,“更能粉饰侵略中国之嫌疑而得渔翁之利”。据此情报,张学良判断日本即将展开急遽地侵略满蒙是无疑的。7月8日,张学良与张作相等人面商后,决定如下对日方针,并电令东北当局:(一)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二)尽力驱逐朝鲜人,特别注意延边,以防再发生不祥事件;(三)不惜费用着手加强国防建设,增强自卫能力,“应开发东北富源,以计根本的满蒙自强,以免外侮” 。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当局都认为,对日本“强权”应该避免全面的冲突,既已发生问题,中国则应该依据“公理”严正交涉。由此,外交部确定了关于在朝鲜发生的排华事件由中央亲自担任交涉,而关于万宝山事件则由东北当局进行地方交涉 。张学良同意此方针,一方面希望对日交涉有成果,另一方面令东北地方的外交官员依据“公理”进行“严正交涉” 。7月11日,张学良命令由吉林当局就地解决万宝山事件 。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万宝山事件的态度,亦如东北当局,主张采取“隐忍自重”,避免冲突的对策。7月8日,监察院长于右任通过高纪毅电告东北方面,在外交方面,“应该以平静态度处理抗争,并一面等待平定内乱”,不应让民众有“越轨行动”,极希望“东北同志也明察此理勿出轻率举措” 。其后,国民政府在关于朝鲜事件的谈判中,虽仍然以强硬态度坚持主张赔款,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努力压制群众运动 。南京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各级党部,在反日运动中切切不能有加害日本人的行动,并训令上海当局,要尽力以提倡国货运动代替排斥日货运动,用以缓和弥漫全国的反日风潮 。

随着东北局势日益危急,而坐镇北平的张学良也于5月底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这样,东北当局处理危机的能力大大削弱。1931年7月2日,为了应付万宝山事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致电张学良,转告东北各机关、民众各团体纷纷请愿,要求张学良立即回沈阳。张学良只回电称:“俟病全愈,立即归沈”。7月10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惟满蒙非用武力,难保安全,于今日本期对外开展,我国亦应猛省觉醒”,非停止内战,不可得到统一、团结,幸而西南“共匪”近于剿灭,粤方亦无用武之意,我方以“外患逼迫”为辞,诉于“爱国诚心”,与之谋政治解决,如何?但是,张学良的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坚称“既定计划,断难变更”,张学良乃不得不放弃和平统一的念头,以东北的单独力量处理对日危机。7月15日,张学良决意回沈阳与东北要人“根本地计议”。然而,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石友三又发生了叛乱,致使张学良无以得归沈阳 。

1931年7月中旬,石友三在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的策动下,在河北顺德一带发动叛乱,进攻东北军。同时,土肥原还护送阎锡山回山西,企图以晋军配合石友三进攻天津。土肥原和石原的目的,在于牵制张学良及东北军主力于关内,无暇顾及关外,以达到他们武力解决满蒙的目的。

关于怎样对付石友三的叛乱,东北集团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张作相等“老派”本来反对东北军进入关内,主张乘此机会退到关外,专心处理对日问题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却要求东北军以全力讨伐石友三军队,“以维持北方大局”,同时,东北“新派”也主张讨伐石友三。张学良虽曾考虑东北全军的撤退,但因难以即时撤退驻华北大军,遂决定与石军作战到底,以确保河北。幸而晋军、西北军并未履行呼应石友三叛乱的诺言,而采取观望态度。7月底,石军被东北军、中央军和晋军商震部击败。8月8日,石友三宣布下野,叛乱被平定 。但同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也悉数调往关内,日本关东军牵制张学良主力于关内的阴谋得逞。

平定石友三叛乱后,由于阎锡山回归山西,重掌山西军政大权,牵制了东北军 。8月底,张学良在北平召集华北诸将领举行会议,决议要求阎锡山“自动离晋”,但没有效果 。于是,东北军主力部队被钉在华北,张学良也陷于动弹不得的境地 。

在张学良和东北军正忙于处理关内内乱的时候,东北的对日关系又进一步恶化起来。8月17日,日本政府公开发布了“中村大尉事件”,接着,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臧式毅通告此案件,并要求其解决 。中村震太郎大尉是日本参谋本部部员,6月6日携同在齐齐哈尔开设旅馆的退役日本军曹井杉延太郎及一名白俄人和一名蒙古人,从伊列克得出发,潜入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6月下旬,他们完成任务后在返回途中被驻在蒙古王公佘公府的兴安屯垦区第三团官兵捕抓,当场搜出军用地图、调查笔记、侦察与调查表册、拟呈军部报告书及侦察所用各种器具和枪支等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为了不暴露此事件以致日本索回中村等人,乃下令将他们秘密处死,除缴获的地图、笔记、手枪、测量器具作为间谍罪证保留外,其余行李、马匹等一律焚毁灭迹 。

中村一行自6月下旬同有关方面失去了联系,7月中旬便传出了中村被杀的消息。关东军遂命令驻哈尔滨的特务机关进行寻找,同时通过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中国方面协助调查。当时,板垣、石原等人正在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一带进行“北满参谋旅行”,他们得知中村失踪后,便派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化装潜往洮南搜索,知道了中村被杀的情况 。同时,东北方面经过臧式毅与荣臻协商后向林总领事允诺调查案件,但兴安屯垦军仍向沈阳称不知此事,臧、荣苦于对应 。当时,中国报纸对中村事件大多认为,日本为有利进行有关万宝山事件的谈判,捏造这个“事件”,这只不过是侵略东北的借口而已 。

日方在查明中村被处死的情况后,认为这是解决满蒙问题的一个绝好的机会。8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给满铁副总裁江口定条写信,提出“我军预定最近开始向奉天军警当局进行交涉,根据情况需要进行武力调查”,要求满铁提供人员和物资帮助。8月12日,石原又给永田铁山军事课长写信,指出:“今日之满蒙问题,外交方面的交涉无法处理……只有依靠军部的力量。陆相关于军部目前肩负着解决满蒙问题重任之训示,我认为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为了不使这一训示停留在单纯的议论上,而是付诸实践,我等深信此次之事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说,领事馆终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依靠军部的力量,在最短期内即可获得成功” 。

当日本政府公布“中村大尉事件”后,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日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故意扩大事态,企图利用这一事件,作为“打开满蒙问题僵局的突破口”。8月2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陆相南次郎主张,对于中村事件应由中国方面作出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这一保证遭到破坏,那么即使使用武力也要让他们承认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8月24日,日本陆军省在《关于中村事件处理案》中决定,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一事,或不能得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断然占领洮索地区,此以作为保证,并把这一决定送交外务省。在这一天,谷亚洲局长曾对原田熊雄说,陆军想以扩大中村事件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工具 。

臧式毅对于日本方面的态度感到不安,他单独向出事地点派了两名调查人员,想以此来缓和日本方面的舆论。8月下旬以后,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也接到报告,都已知道中村大尉被害是实,同时也感到事态的严重。8月21日,满铁新总裁内田康哉在巡回东北途中,赴沈访问了臧式毅等东北当局。内田在谈判中说,日本少壮派军人将要开始行动,以解决“满蒙悬案”,若槻内阁虽竭力制止军人,但国内空气反而更加险恶,除非满蒙铁路交涉解决一二个悬案,否则日本政府就制止不了军人。为了和平解决这个危机,希望臧把这种情况传递给张学良。臧式毅听后,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应该作一定的让步以缓和日方空气,于是派警务处长黄显声赴北平,向张学良请示对策。同时,张景惠也在接受内田的访问后,产生了危机感,乃赴北平直接与张学良协商,要其速回东北应付一切 。

为了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在8月底以前,张学良首先派遣曾在日本与荒木五郎同过学的赵欣伯前往东京,了解日本方面的意图。随后,又分别派遣汤尔和及其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前往东京,以图缓和与日本政府和陆军的关系。张学良在柴山顾问出发前的9月11日,曾在北京对他说:“我打算公正地处理中村事件,日本方面所指出的犯人即使不供认,但如果证据确凿,我也打算根据证据处以重刑” 。

面对日本在中村事件上咄咄逼人之势,张学良东北集团采取了退让、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方针,希望在不抵抗的姿势上可以闪过日本人寻衅的锋芒。在黄显声、张景惠向张学良请示对策时,张学良指示:“无论日军如何挑拨,尽力避免冲突,以防事态扩大” 。8月25日,沈阳公安局发出训令:“日本方面假如制造种种借口,企图出兵东北,在此情况下,不管日本采取何种行动,均务望克制、自重,任其所为”,避免冲突。同时,训令还命令说,在事件发生时,也“要派去精通日语的人进行圆满解决,绝对不得开枪……如日本方面开枪时,务必撤回分局,避免冲突” 。9月6日,张学良给荣臻的训令指出:“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此后,辽宁省政府方面,立即按照张学良的意向,给军警、各机关和各县发出密令,强调日本方面正在进行挑起战争的准备,因此“不管日本采取何种行动,在此情况下,均应持镇静态度对待之,决不可轻率从事,引起战争的爆发” 。

9月1日,沈阳召开了有臧式毅参加的高层会议,会上着重讨论了中村事件调查员的报告,结果做出了否定暗杀中村大尉的报告,认为日本方面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决定对事件采取不了了之的处理方针。9月2日,柴山经过与本庄繁会谈后,回到北京,向张学良转达了关东军的强硬态度。9月3日,土肥原也会见了臧式毅,督促解决中村事件,并转达了军部的强硬意见 。9月4日,臧式毅、荣臻与林久治郎进行会谈,臧、荣告诉林久治郎:所派调查员昨晚回沈,据报告,虽有杀害日人之传闻,没有证据,终于“得不到什么结果”。林责难他们,并威胁道:“中国方面如有意避开公开处理,本官就不得不加以特别考虑,恐对两国国交上将有重大的影响”。荣臻向林久治郎许诺进行第二次调查并传唤关玉衡。随后,张学良电召荣臻赴北平,商讨对日方针 。

张学良电召荣臻,是因为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希望解决中村事件以免与日冲突。张学良要求荣臻公平调查中村事件,要努力不妨害两国外交,以期缓和事态。9月9日,荣臻向日本方面负责交涉中村事件的森冈领事传达了张学良的意见,10日又向林久治郎总领事告知张学良的意图。9月9日,第二次调查队的吴根香少校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报告说:“有迹象表明,是关玉衡命令部下杀害中村,抢走了钱财和贵重物品”。臧式毅和荣臻慌忙连夜商量对策。10日,北京召开军政会议,最后决定了张学良提出的“迅速而稳妥地解决问题”的意见。同日,张学良会见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参事官矢野真时说,他已向臧式毅发出训令,指示他“关于日中交涉案件,尤应以诚意相待,对小事件尽量作出让步”。11日,荣臻告诉《朝日新闻》记者,中村事件果真是事实,并说:“但愿不要因为这类问题而破坏中日亲善关系。《朝日新闻》这类报纸影响很大,所以希望不要互相激发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 。随后,东北当局传唤关玉衡到沈阳加以软禁,准备开军法会议以处罚之。9月17日,荣臻与林久治郎谈判,中方拿出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证、关玉衡的抗议书及证实材料,使日方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晚上,林久治郎返回重新谈判时,提出四项条件:(一)道歉;(二)处罚责任者;(三)赔偿一切损失;(四)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 。

在东北当局与日本进行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交涉中,日本关东军却开始了武力攻击东北的阴谋。6月间,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拟定了“柳条湖铁路爆破计划”。随后,经过周密准备于9月18日夜10时20分发动“九•一八”事变,次日攻占沈阳。在蒋介石和张学良不抵抗政策下,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便丢弃了整个东北。

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是东北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张学良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张学良为什么枪杀杨常?杨常为何被杀?杀后罗列的罪状是否属实?杨常被杀后对东北政局有着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评价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进一步探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研张学良及东北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杨常被杀经过及公布的罪状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张作霖执政时期都曾担任重要职务。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幼时有“过目成诵之才”的赞誉,1904年,考中清朝末班科考秀才。后就读奉天省立中学堂,一年后即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学成回国后,历任炮兵队队长、管带;东三省讲武堂教官;陆军部一等科员;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管带、弹药队长、厂长等职。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后,杨长期充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等要职。

常荫槐,原籍是山东省寿光,后迁至吉林省梨树县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此后,随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员,1921年,随许兰洲部剿匪,任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许兰洲骑兵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张作霖任命为军警执法处处长。此后经杨宇霆推荐出任奉天全省清乡总办,1925年出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1928年7月,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同时仍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如果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可将所有铁路纳入管辖范围之内。杨宇霆已将成立公署的文件拟好,由常荫槐出任公署的督办。张学良说,这件事涉及外交,应慎重考虑,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引起外交上的纠纷。应当说,杨常主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目的,是出于维护铁路权益和主权。而张学良主张暂缓进行,是出于东北政局的稳定,双方对此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分歧。杨宇霆当时坚持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张学良不露声色地约他们晚餐后从长计议。当晚19时左右,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同来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刚刚落座,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六名卫士,就破门而入,六支手枪同时对准杨常二人。由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分别由两名卫士按住,分别由两名卫士从头部向下开枪,结束了两人的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张学良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众听此言,惊愕不已。张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郑“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改刘鸣九执笔,终拟出电稿。事后陆续发布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

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于本月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 。“审讯历四小时之久,咸认为私运军队,勾结党徒,图危国家,均属确凿有据”,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为此,还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张学良亲自与记者谈话,说“处决杨常,确实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事实上,杨常被杀,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正如刘鸣九回忆文章所说,当时公布的材料都是枪杀杨常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刘鸣九还强调:以“叛乱”罪名加诸死者,实无根据。

二、杨常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张作霖时期,是奉系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在张作霖时期,杨宇霆身兼数要职,位居首辅。“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养成了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杨不仅不稍敛抑”,而且“专横更甚”。 对张学良俨然“以父执自居”,“凡事都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张提出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 [。这是导致张学良决定杀杨常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杨宇霆不服从张学良对他的工作安排,欲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张学良在接管政权之初,曾拟任杨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结果遭到杨的拒绝。后来张让王树常就商于杨,请其到欧美各国考察,结果还是遭到杨的拒绝。在东三省保安委员会组建之初,张曾推荐杨出任委员,杨也固辞不就。从杨宇霆的言行上看,固辞不就并不是为了退出领导当局,而是“欲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明云引退,暗执政柄”。在东北易帜前后,有许多大事需要讨论。在一次讨论裁减兵员的会上,张学良因身体原因临时离开,会议由杨宇霆主持,当张回来询问会议进展情况时,杨宇霆则极不礼貌地阻挡说:“你不知,你不要管”。像这样喧宾夺主的情况,经常出现。杨宇霆对张学良俨然“以父执自居”,“凡事都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张提出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2]。上述杨常坚持要组建“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只是其中的一例。一次,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一同来见张,杨提出要扩充东三省兵工厂事宜。张学良表示东北目前财政情况紧张,各方面都在裁减经费,兵工厂亦应紧缩,纵使必须扩充,现在也无财源。杨说可从铁路局每月拨若干经费,补充兵工厂。张学良转询常荫槐,常荫槐立即应允可以。这让张学良不解和不满,因为前不久,张曾向常要求由铁路筹款若干补充军费,却遭到常的拒绝。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违背最高执政者意志的言行,无论是从所处地位角度,还是从为政者的规则的角度看,都是不适宜的,甚至是犯了大忌。

其次,杨宇霆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张学良不以长官尊之。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易帜后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是东北最高军政长官。而杨宇霆坚持不同意张学良为其安排的任何职务,当时仅是东三省军工厂督办,两人职位相差悬殊。然而,在杨宇霆的眼里,张学良“只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特别是后来,张学良染上严重嗜好,精神、身体皆欠佳,更使杨宇霆对他轻视。在杨宇霆的“口头笔下,从未奉张以尊称,仍如往常呼之为汉卿”。在不得以称官称时,也当众用小字眼呼之:“司令官儿”。对张学良常用“小夥过来,我语汝”,甚至“在稠人座之中,予张以难堪”。张学良对杨宇霆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张杨两人的关系,在东北易帜前后,处于相当不正常的状态。

再次,常荫槐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东北之事不必找张”。常荫槐请去南京开会的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给蒋介石捎去一封信,吕荣寰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政治意识过强,我们现在不能揣测。他将这封信拆开看了,发现常荫槐竟然在信中狂妄地写道:“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天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是我即可” 。吕看后将这封信交给了张学良。这种动摇主帅地位的言行,当然令张气愤不

杨宇霆和常荫槐对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竟如此轻视,甚至是专横跋扈,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那个法治还不健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样做,极有可能遭至杀身之祸。我们说杨宇霆、常荫槐极有可能遭至杀身之祸,是从政治的角度,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政经验教训的角度,是从当时东北政局的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说的。而如果从杨常所作所为的事实角度看,他们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

第一,从上述杨宇霆、常荫槐各种轻视长官或专横跋扈的所作所为看,显然犯有从政之大忌。但考诸事实都属于从政作风和工作经验的范畴,均未触犯法律,当然也无应杀之罪。

第二,从宣传“暗结党羽,图谋内乱”这一罪状看,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杨宇霆除了和常荫槐关系密切外,没有发现他有意勾结任何人,他在东北政界虽然影响较大,但在军内没有基础,所以,既无图谋内乱的行为,更无实施内乱的力量。说杨常“勾结共产,颠覆国府”,这更是莫须有的罪名。

第三,说杨宇霆“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一条,应该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上述关于杨常越俎的个例,均可看做是把持庶政的“罪证”。阻挠和议一点,是指在易帜前与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期间,关内各派势力均派代表来沈阳争取奉系。唐生智派和白崇禧派的代表,在与杨宇霆接洽后,不去面见张学良。当张学良发现后责问杨宇霆,为什么不让他们来见我?杨回答说:“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联络。”张说:“如果中央失败怎么办?”杨宇霆无以回答。此事虽属敏感的政治问题,但终归不能判定为“阻挠和议”。

第四,关于“侵款渎职”一条,是不具事实依据的。在杨宇霆死后,张学良派于珍等清理杨家财产,经内外清查,杨家财产约有60万元左右。“夫以一时之雄,积累十数载”,而仅有此数,这在当时军阀家产积累中,是数目最少者。与吴俊升一万五千万元家产相比,其侵款之罪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说他们渎职,这与杨常两人勇于任事的作风,更不相符。

第五,说从该被告人家中“起获军械子弹甚多”。这一条实际上,是万福麟向张学良报告说常荫槐私自向捷克购买枪支一事,而并非是从家中起出枪支弹药。未经请示私自购枪,是严重的事件。这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在当时是有不同解释的 。而张学良在上世纪90年代恢复自由后坚持认为确有此事,他“问常弄这些枪要干什么?常回答说是要在黑龙江省办民团,剩下来的再交给军队” 。扩充军队和购置武器,在任何时代任何形势下都是一个令人敏感的问题,这引起张学良的怀疑和警觉是非常自然的。

对上述所列杨常罪状进行分析,有的是不成立的。有的虽然成立但证据不充分,如把持庶政的事实很多,但均未构成犯罪。有的虽然问题严重,如擅自购枪一事如确实存在,这是十分严重的事件。但也并未达到死罪的程度,完全可以用就事论事的方式进行处理。总之,作为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作为一省之长常荫槐,他们的言行是有问题的。问题的性质,是犯规、犯错、犯忌;而不是犯法、犯罪。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使杨常严重犯规,或者说是犯罪,也不应采取这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方式,而将其处死。张学良这样做,实际上是沿用了中世纪喋血“功臣”的老办法,来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三、张学良处死杨常的原因

我们清楚地看到,杨常两人虽然有错,却无应杀之罪。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们,而且是采用这种方式,这是由以下诸因素促成的。

第一,轻信离间挑拨,致使猜疑加重,导致张起杀心。张学良对杨宇霆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张作霖被炸死时,消息是杨先知道后来告诉张学良的,对此张学良就产生疑惑。最早对杨不满,是在对待张宗昌问题上,当时张宗昌要回东北,张学良不同意,张宗昌就要打回东北。研究决定抓到张宗昌后处死,由杨宇霆指挥对张的作战。抓到张宗昌后,杨把张给放了,并告诉张说,张学良的本意是要枪毙他。对此,张学良认为杨宇霆居心不善,后来,张对杨的疑心日积月累,不断加重。

张学良疑心加重,首先是日本人挑拨的。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各界有许多人来沈悼唁,村冈司令官初次会见张学良时,除虚伪地对张作霖的逝世表示哀悼外,就别有用心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而军事顾问土肥原大佐曾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这两位军人的离间是直白的,而让张学良心情沉重的则是外交老手林权助的委婉提醒和比喻。张作霖死后,日本派林权助为特使到奉天致唁。林由日本起程时对人说:“我和张雨亭是老朋友,我见了老世侄张学良,只须痛哭一场,不由他不念故交,不走亲日路线。”林到奉天后,果然表现得十分精彩,真有点像柴桑口孔明祭周瑜之架式,涕泪纵横。林权助返回日本时,在东京火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张学良看到了经人翻译的这段讲话后,为了了解这段历史,特到书店购买一本《东洋史》。这段史实是:在日本幕府时期,权势赫赫的丰臣秀吉死去。其子丰臣秀赖继承了秀吉幕府的大权。他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均由其岳父德川家康来执掌。后来,德川家康突然发动政变,竟把女婿丰臣秀赖逼得自杀而死,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张学良看了这段历史,自然对号入座。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毛骨悚然,深恐自己成为丰臣秀赖第二。张学良在书上对这段历史,特别作了朱批圈点。 

与林权助采用同一手法的还有另一个人,他时任东亚经调局理事长,也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大川周明。在张学良继任不久,大川周明将一本《日本外史》送给张学良,并用红笔把德川家康篡夺丰臣氏政权、杀害丰臣秀赖的一段史实勾画出来。问题很显然,这决不是对张学良有所厚爱,他和林权助的谈话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挑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希冀张杨之间发生火并,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林权助和大川周明利用历史进行委婉地挑拨,要比两位军人直白地离间厉害得多。这段历史,让张学良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又必然导致他心理上多疑,行为上的猜测。这种多疑和猜测的心理加重,又必然不断放大杨常身上本来就具有的傲慢无礼行为,并最终导致张学良下决心除掉杨常。据张学良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说,确实是《日本外史》等书,促使张学良下了杀害杨常的决心。

日本除了这种直接挑拨活动外,还利用日本在沈阳办的《满洲报》等报刊,搞民意测验,利用浪人特务等出卖一些所谓的情报,以制造东北集团内部的摩擦,激怒张学良,其用心可谓十分明显。此外,奉系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是导致杨常被杀的因素之一。

第二,张与杨常之间的权力之争,是导致张学良杀害杨常的根本原因。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后,面临复杂而严峻的东北政局,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心理上,他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年仅28岁的张学良处于如此高位,他需要东北政要们全身心的支持和尊重,而杨常二人却任事有余,尊重不足,甚至有动摇主帅地位之言行。这是张学良所不能容忍的。杨常的不敬行为,对于具有多年军旅生涯的张学良来说,自然要产生“杀以立威”的想法。从杨常被杀后张给杨宇霆夫人的信中可看出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指杨)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 。发出不必“一人包办垄断”的呼喊,说明杨常的行为,已经影响甚至是威胁到了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主帅的权威和心理,张学良做出反应是必然的。

杨宇霆之所以“包办垄断”一切,是因为他自命诸葛,目中无人;而张学良却不是西蜀的刘阿斗,他在阻止这种包办未果后,必然要采取更激烈的行为。张学良在枪杀杨常后说:“我不管办什么事,他都不同意,他决定要办的事,不许我有二语,一定要照他的办,他哪把我放在眼里呢?我不杀他,我这个司令无法干了,都听他的,我算什么司令呢?” [7]  这段表白应该是张学良杀杨常的本质原因。为了巩固自己作为司令的地位,维护个人的权威,“杀以立威”就成了张学良的一种选择。

第三,最后决定和实施杀杨常,都是由偶然事件促成。日本人的挑拨,让张学良疑心加重;杨常包办跋扈,让张也感到不能容忍。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张学良始终是疑虑重重,很难作出决策。特别是要杀死杨常这样重量级人物,东北集团内部会怎么样?南京政府怎么看?国际上特别是日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而最终导致他下决心要杀杨常的,是由杨宇霆为其父做寿引起。1929年10月7日,杨宇霆在小河沿私宅为其父做寿。当天,杨公馆门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张灯结彩,盛况空前。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各地实力派人物亦派代表来沈祝贺。东北各界达官显贵,更是争先恐后,极尽巴结讨好之能。祝寿之日,张学良亦偕原配夫人于凤至驱车前来,往寿堂前行三鞠躬礼,礼毕进入客厅时,并未得到杨的格外礼遇。张学良进入杨公馆时,客厅里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到来也并不以为意。唠嗑的唠嗑,喝水的喝水,打牌的打牌,只有少数的几个站起来以示尊重。而时隔不久,当杨宇霆进入客厅时,全厅人员肃然起立。更为严重的是,席间,杨宇霆的一举一动俨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而且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们,也对杨恭维备至,称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

目睹这般情形,张学良的心情当然十分沉重。当天晚上,于凤至又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行,他眼里还有你吗”。杨宇霆的行为已经让张学良感到不安,而于凤至的这番话,又深深地刺激着他。于凤至一直主张张杨两家和好的,她态度的突然转变,对张下决心杀杨常是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从7日晚开始,张开始思考是否杀杨常的问题了。据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处长王家桢回忆,10日上午王被张学良召去,问他:“咱们内部人事要有个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呢”。王家桢也摸不着头脑,不知张的所指,就回答说:“若是纯粹是我们内部的事,那就用不着理会外国人的意见了”。由此,可得出结论,张学良用卜卦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杀杨常的时间,最早是7日晚间,最迟是9日晚间。

张学良决定要杀杨常,但何时实施,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杨常在10日强逼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不一定发生在10日,或许推迟。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形的变化,张学良也或许放弃这一决定。是杨常要求张学良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这一偶然性事件,促使杨常于10日晚被杀。

四、对杨常被杀事件的评析

张学良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事件,是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的重大事件。该事件的发生,既体现了张学良作为政治家的决断能力和气魄,也反映出他不自信的一面,同时,对东北政局也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一,张学良处死杨常事件的性质。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一个是兵工厂的督办,一个是黑龙江省省长兼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代委员长,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竟以约谈工作的名义处死这两人。首先从方法上,张学良采取的是中世纪喋血“功臣”之类的老办法来解决权力之争,是极不可取的。古代社会喋血功臣均是为了权力,而张学良也同样是为了权力。据张学良的一位亲信说: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张学良强调“我不杀他,我这个司令无法干了,都听他的,我算什么司令呢”,是对权力之争的明确注释。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张学良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领导地位,才采取这种方法杀害了杨常。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法治健全,张与杨常的矛盾是不难解决的。可当时的中国,虽名为民国,实际仍属封建专制类型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法治可言。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有东北奉系集团的特殊环境,更有张学良的个人因素。张学良在杨常被杀后,特别是在他恢复自由后,谈到枪杀杨常的原因时,认为杨常虽无“叛变行为”,但“偷买了军火”,即“等于准备叛变”。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而杀害杨常的。这是张学良回避本质原因的一个唯一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成分。

第二,张学良处死杨常后的影响。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突然被杀,首先是对东北的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对张学良来讲,达到了杀人“立威”的目的。原来东北军政派系矛盾很深,尤其是以杨宇霆为首的一派和以郭松龄为首的一派之间的矛盾,没有因郭松龄被杀而消失,相反则更为激烈。郭、杨两人先后死去,派系矛盾彻底解决了,东北军政领导权都集中在张学良一人之手。特别是张学良以非常手段杀了杨常,更显示了他的不测之威。于是,张学良在政治上威慑力大大提升,由此导致其威信度的提高。从而使东北的政令军令统一顺畅,出现了一片团结的局面。            

而另一方面,对东北领导集团来讲,则失去了两个难得的干才,两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杨宇霆死后,在对日本交涉方面失去了一个折冲樽俎、在紧急时可以缓冲局势的得力人物;在内政方面失去了一个能掌握全局深入实际的辅佐人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张学良是“自毁长城”。常荫槐精明强干,魄力非凡,在任省长期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他曾是修建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整治北宁路(北京至沈阳)的得力主持者,他死后,东北交通事业的管理失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三,对张学良处死杨常事件的评价。张学良以上述手段处死杨常,会自然出现“立威”和“失去干才”的结果。那么该如何评价张学良呢?从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张学良显示了非凡的决策能力和无所畏惧的气魄。应该说,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应具备的素质。然而,从杨常无应杀之罪而杀之来看,恰是张学良不自信的表现,是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是自信的表现,应该是用行政的办法,用法治的手段和程序,来消除杨常对他执政的影响。他认为其他办法都不能控制杨常,不足以消除杨常对他执政的影响,才采取这种喋血功臣的下策。

张学良品评人物的标准与特点

张学良自1937年被囚禁,直至1990年才恢复自由。张学良在被囚禁的半个世纪中,政治上没有行动的自由,言论上没有说话的自由。恢复自由后,他便开口说话,品评历史人物功业,点拨历史事件真相。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历史事件,这既是他的历史观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张学良作为世纪老人,他既是20世纪的见证人,也是20世纪历史的创造者。所以,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不仅为我们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也有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张学良的历史观。

一  注重实际,用事实来说话

我们在读张学良的口述历中,发现张学良在评论历史人物时,没有太多的理论观点,他更多地是用事实讲话。他肯定或否定的标准是事实;同时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用事实来说理。在张学良看来,一个军人的标准是能打仗,不怕死;一个军官的标准,是能指挥军队打胜仗。用他的这个标准衡量,吴佩孚就不是个好军人。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多次提到,他不佩服吴佩服,因吴不是一个好军人。事实根据是,当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战败北撤时,吴没能乘胜追击。张学良说“奉军打败回退,那时候,他要是追击过来,自山海关追击过来,要是用全力追击,可以把东北给解决了,因为东北的力量已经打败了,就剩我的梯队了。”因为吴没能乘奉军的败势追击,张学良的梯队在山海关进行阻击。“把直军挡住了,那么就谈和了,不打了,我就在这点上,我看不起吴佩孚,假使吴佩孚他用力量往东北打,可以把东北事情给解决了” 。张学良作为与吴对阵的奉系将领,对吴没能乘胜追击奉军应该感到庆幸。而张学良却从从一个高级将领应具备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角度,来批评吴佩孚失去了彻底战胜奉系的机会。

张学良说吴佩孚不是个好军人,还表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说吴佩孚犯了用兵的大忌,既在战争中采用逐次增加的战法。“我们军人作战,最怕犯的错误是逐次增加。怎么讲逐次增加呢?就是使用军队,拿上一点,打败了,又拿上一点,又打败了,这叫逐次增加。他犯了这个错误,所以叫我们打败了” 。用战场上的事实来评价吴佩孚,说明吴不是一个好军人。

张学良用这样的标准来评论历史人物,不仅体现在政敌身上,也用于自己的朋友和亲人身上。在民国政要中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他要好的朋友,用他的话说,两人无话不说。但他却始终认为,宋做财政部长是不合格的。“我们是好朋友,他也相当能干,但他不是干这玩意的。他不是因理财理得好,因他有人缘儿。宋子文是洋派的,中国字认识不多,他批公事是用英文批……他在财政上并不成功。是大失败” 。财政管的不好,这样评价宋子文的是不多的。

张学良对他父亲张作霖的评价,不因关系特殊,父子情深,就背离事实的依据。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谈他父亲张作霖的内容是最多的。无论是肯定或是批评,也都同样以事实为依据。张作霖不顾奉天内部王永江等人的反对,不断向关内用兵,遭到当时国内舆论的批评,说张作霖有野心。张作霖对此也曾多次进行辩白,而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却明确批评张作霖有野心。

他说,当时的情形下,“我父亲也有他的野心了,我父亲自己想当大元帅,我认为我父亲不应做这个事情,何必要统治全国呢?不到时候啊,统御人的事情,不是我要干就能干的事情。那时候我父亲和东北军的名望不是那么好,你应该慢慢地提高你的名望。首先要付出牺牲的代价,你没有代价,你是做不好的。其实你的力量达不到,你只不过有个虚名而已。那个大元帅只是个名义,可虚名之下,是有很多危险的。”张学良也进一步指出,“这都是杨宇霆他们鼓动出来的,他跟我讲过,这老头子非要搞一下子,要让他高高地摔上一下,他就老实了” 。

通过张学良对此事的评论,让我们对这段历史以及当时舆论的批评,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张学良反对其父张作霖当大元帅,是因为他看到,仅有武力的征服是不够的,要有声望,要有群众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大元帅只是虚名而已,不仅做不稳,而且还会带来危险。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张学良用事实说话来评论历史人物,反映在对所有人物的评价上。如他不评论斯大林是怎样一个人,只说他杀了好多人。他说他佩服林肯,是因林肯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暂时蒙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地蒙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永久地蒙骗所有的人。”张学良不对林肯做全面评论,我是因为他说了这句名言,所以我非常推崇他。

张学良用事实说话,对历史人物有褒有贬。褒之当褒,贬之当贬,就事论事,不一概肯定,更不全盘否定,体现了张学良的一贯行为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二  强调做人,不以成败论英雄

对历史人物评价,历来有成败论人和不以成败论人两种观点。所谓成败论人,是以成功或失败作为评论人物的标准。胜者王候败者贼,就是成败论的典型结论。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不以事业的成功或失败来判断是不是英雄。张学良则认为,“做事情不可能没有失败,不足以成败论英雄,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主要是看他做人是怎样,比如楚霸王也是失败了,但他还是楚霸王。韩信也失败了,他还是韩信” 。客观地科学地为英雄定义,成功者当然是英雄,失败者不一定不是英雄,关键正如张学良所说,“看他做人是怎样”。

是不是英雄既有客观存在的依据,更要有人们的普遍认同。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邓世昌都不是最后的成功者,但是他们是我们心中的民族英雄。而历史上有诸多成功者,或称王称霸,或一统天下,成就千秋伟业,但他们却没在人们心目中留下英雄的名声。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对人物的评价以做人为基本准则。无论是评论他的长官,还是他的同事或部下,都强调做人。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做人就很小气,没有度量。台湾《联合报》刊登的刘继明谈话中讲述两个小故事,一个是蒋介石查看餐桌上吃剩下鸡骨头内鸡头的数量,以验证厨房是否贪污;一个是每天数他们客厅里水果盘里的平果少了几个。台湾著名学者李敖评论说:“这两个小故事,都可以看到蒋介石性格中小气的一面、察察为明的一面。领袖人物不能大而化之,却以苛细防备属下,其终不能成大器也,明矣!” 

蒋介石生活中的小气,也必然反映到政治上。蒋介石在政治上多疑,用而不信,好使手段等,这些都是令其部下感到烦恼和郁闷的。张学良认为,“从中国历史上看,皇帝、首领,大多数是北方人,宰相是南方人,南方人比较窄小,这是地域的关系。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比较窄小,你看他用人,他自己的亲戚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就特别好,跟别不人平等待遇” 。张学良还以切身体会批评蒋介石,说蒋做事情好耍种小玩意儿,没有诚心诚意” 。

从一般规律角度看,气量小的人,既不能容事,更不能容人。而凡有才华有能力的人,都有主见和个人的思想。这种人不善于巴结上峰的会吹捧,也不愿随声附和。因此,这种人也不会被气量小的上峰所重用。张学良借用王新衡的话说,“蒋先生这个人他不使用人才,他使用奴才。”所以,他在大陆的失败是必然的。

张学良在评评历史人物时,特别强调时代感。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宋儒理学,宋儒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张学良说在当时,“有些的地方可以说运用他的思想。”可是换了时代,“宋儒的思想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它只“是一种政治的学说,不是整个的社会学说。儒家思想,只能说是一种做官的思想。它虽然深入民心,但没讲到治民怎么发达,农业要怎么发达”。“ 蒋先生他完全是宋儒的那种思想,是很深入的”。他做事情受这种思想支配,“唯我独尊,而且也不考察外头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一定失败,这样做法哪有不失败的” 。

英雄是激励他人奋斗,并体现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英雄不一定是最后的成功者,但他一定是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人。在张学良看来,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军官,不是最后成功者,但他们都是优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张学良说,“在战争中,我心中难过的是,我明明知道,派他去是送死的。但也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去。”因为只有派优秀的人上去,“才能挡得住”敌人的进攻。张学良说,在战争中牺牲了好多优秀人才,我身边有一个少校参谋,他两个哥哥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我为了不让他再牺牲,就不让他带兵,但他仍坚持要上前线去,结果到了前线就牺牲了。这些优秀人才的牺牲,让张学良感到非常痛心。所以他“恨透了内战,要停止内战” 。

英雄必然是杰出的人物,而杰出人物不一定是英雄,英雄人物必须反映他所在的时代精神,是时代的先锋。同时英雄又区分为时代英雄和永远英雄两种,要成为永远的英雄,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在张学良看来,汪精卫就是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英雄。“我年轻时候最佩服汪精卫呀!他是年轻的革命家,还有李烈钧、胡汉民这些个人”。张学良年轻时佩服汪精卫,认为他是英雄有两条原因,一是汪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一事。二是认为汪精卫口才一流 。同时他也认为汪精卫是个失败者。他说,“汪精卫这个人后来失败了,我认为汪精卫这个人晚节不全” 。在反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汪精卫是个英雄,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汪却成了投敌叛国者。所以张学良认为,汪精卫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完节不保。最后让人们记住的不是他谋炸清朝摄政王的英雄形象,而是投敌卖国的可耻行为。

在张学良看来,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一般人,都应把做人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做人要本着良心,不要总为自己着想,要问心无愧。做事情要“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 。

三  不同人物,要用不同的标准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所涉及的人物多达成百上千,其中有包括周恩来、蒋介石、张作霖这样重量级人物,也有他的同僚、部下,还有普通百姓和士兵。他在谈论不同人物时,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分析。

张学良在点评历史人物中,说的最多的是他父亲张作霖,而张作霖是近代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对日关系,有的说他是抵抗日本侵略的英雄;有的则说他是勾结日本发展自己势力的封建军阀。对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张学良没有回避,他说,“东北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我父亲也是经营很苦心呢!在这日本势力侵略之下,自己还要站立起来。日本反对我父亲反对我,反对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我们要建设东北。因为我们建设东北,就等于是把日本的力量给推出去了”。这一段评述既符合张作霖作为东北边疆大吏的身份,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当谈到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一事时,张学良说,“我判断,后来也闻到,日本那些少壮派的人,感觉我父亲不听话,不给他们做傀儡。”“他们想我父亲不在了,我还好控制些。我跟日本人说,你日本是糊涂啊,你把我弄成这样了,我还能跟你合作?”  判断日本炸死张作霖的原因是“不给他们做傀儡”。这一句只有7个字,但却非常精确地揭示了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恰如其分地给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做了定位。

张学良的评述与台湾梁敬镦先生的分析,非常吻合。梁说“张对日本即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亦怨悦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 ,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 。 这段评论与张学良所说“不给他们做傀儡”,是一致的。

面对这样具有争议的人物,又与自己是父子的关系,张学良做出的评价是客观的。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对所有人物,都采用这种客观的标准。人物的层级不同,其评价体系也不同。如对外交官与军官的不同,对领袖人物与士兵的不同。

张学良与顾维钧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谈到顾维钧外交工作时,张学良只说,“我想顾维钧的东西在历史上一定有价值,因为他参加过很要紧的几件大事” 。顾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顾维钧的这些经历,就是张学良所说“他参加过很要紧的几件大事”,所以,他认为顾维钧的东西很有价值。

张学良与郭松龄是莫逆之交,是张在讲武堂时最崇拜的教官。张学良分析郭松龄举旗反奉起因时,认为是他父亲没有采用他和郭的建议,没能及时处置李景林抢占地盘的罪责所促成。而对郭本人只说他逼我差点跳海自杀,却没有任何质责,也没有抱怨。而对郭在战败后逃跑,却大加批评。“他有点懦弱了,是相当懦弱。这让我看不起他了。他不应该逃走,要是我呀,不逃走。”张学良认为郭应该自个儿自杀;或是等着被抓接受审判。“他这样子,很不男子汉” 。张学良是用军人面对失败、面对死亡的态度,来要求和评价郭松龄的。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谈到“佩服”这两个字,只用在几个人的身上。一个是他父亲,让他非常佩服;一个是说他非常佩服林肯关于“欺骗”的那段话;一个是说他非常佩服周恩来;一个是佩服毛泽东是个天生的领导人。他佩服共产党佩服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要理由,是说他们能从大处着眼,从全国的角度看问题,从全国抗战的大局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为了抗日非拥护他(指蒋介石)不行。他既然不剿共,我们联合抗日,那还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张学良说,“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们是为了大局呀。”“在政治上共产党人看得远,看得大,看得明白。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对共产党很佩服” 。

张学良对政党和领袖人物,是从大局观的标准和角度来分析的,而对一般人物却不能用大局观的标准去衡量。如对他带领下的士兵,不能用抽象的爱国来要求他们,但你要对他们有感情,和他们要同甘共苦,要想着他们,他们才能听你的命令 。

四  雄才大略,兼具者得天下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说,我这一生中有两个长官,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先生。张学良这一生除接受这两位长官的领导外,没有受过其他人的领导。这有一种好处,他可对这两位长官进行比较。他说“我批评他们两个。我父亲这个人啊,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  在张学良看来,这两位长官都不兼具雄才大略两个方面。

张学良认为他父亲具备雄才,主要表现在他的统治能力上。他说:“我父亲这个人呐,我很佩服他,他有统治人的这个能力。这是天生来的,那些人可以说都是草莽英雄啊,但都服从他,那不容易啊。”  在奉系集团内主要领导层,张作霖年龄最小,资历也浅。但他在拉起队伍后,却始终稳坐一把手的位置。而且所有人对他不存二心,忠心耿耿。在近代中国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具备一些超常的能力。我们从张学良的口述史中看到两点。

一是张作霖的“武功”超人,既他的马上功夫和打枪都是一流的。张学良说:“我父亲给我表演啊,他可以把椅子挂在枪头上,就这么端着不动。稳啊,他表演给那帮兵看,用铜或铁的牌子,离有100米那么远,你打上了,就当地响一下。他就拿起那装好的枪,他不瞄准呐,拿起一个,当的一下,拿起一个,当的一下。他们真是靠着这个活着” 。二是他非常敏感,悟性好。张学良说,我父亲“虽然读书读的很少,但是他这个人非常机警,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敏感,看什么事情也十分敏感。他没有什么科学知识,但他对外交啊,科学啊。都很敏感,他虽然不懂,但他能看出来了。比如说,奉天发展航空,这都是很新的东西,对此他很敏感。虽然是我去执行,但是,是他要这么做的。所以一般的人都说我聪明,我说我没我父亲聪明” 。

张学良说,“我父亲这个人有雄才,无大略。”对此,张学良讲了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在奉系发展的高峰时,首先是李景林自己到河北占了河北的地盘,后来又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省主席,姜登选安徽主席,张宗昌为山东省主席等。“这样子大家就都有地盘。郭松龄当然也希望有地盘”。但张作霖不同意给张学良和郭松龄地盘。另一方面,当李景林自行占领河北省地盘时,张学良等人主张处置李景林,张作霖也没采纳。最后导致了郭松龄举旗反奉事件的发生。张学良是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父亲“无大略,即他不计划” 。

与张作霖相反,蒋介石是有大略而无雄才。关于蒋的大略是什么,张学良只谈了一点,即共产党想夺取政权这一点,蒋先生是估计对了 。而对蒋介石没有雄才则谈的较多。首先他认为,“蒋先生这种人,搞买办政治,买办政治就是投机取巧” 。其次是说蒋做人做事,没有诚意。张学良说“他是利用人的。后来慢慢的我也看明白了。那些杂牌军队,大家也都看明白了。”中国有句话“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父母”,张学良认为蒋的这些做法,短时间可以,长时间谁都不会服从你。“所以说蒋氏衰微了” 。再次是对人缺乏包容性。“蒋先生这个人不但不大度包容,反过来,他是很窄小的一个人” 。最后,张学良认为蒋爱用小人。“蒋先生他不使用人才,他使用奴才。”“所以蒋先生手底下谁是人才?没有人才” 。蒋曾对张学良说“你不认识共产党,我认识得最清楚”。结果,他还是被共产党打败了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打败,主要在于政治,而蒋介石搞买办政治,投机取巧,最后失败是必然的。

张学良用雄才和大略来评论张作霖和蒋介石,说两人都不兼具雄才大略。与之相比较,张学良对毛泽东的评价,没有用雄才大略来评评论,只说,“毛泽东这人,有他的能力,有领导权呀,这个人很厉害。”当访者提出不同看法时,张学良坚持说:“我不这么想,共产党的成功,毛泽东的作用很大。”  我没和毛泽东这个人接触过,但我“我的判断,他是天生能领导人”,“那弯弓射大雕,很有气势,他能创造一番事业,我们佩服得很。”张学良还进一步举例说,“我曾跟我的部下说,咱们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做不到。”“我说了,要我来领导,会领没了,他不跟你走,他跑了。他却能这么样统御,他具有这个力量” 。

张学良的雄才大略论,与三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刘邵在《人物志》中论英雄的意涵相似。刘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故成大业也。”张学良认为毛泽东是天生的领导人,他有能力,有气势,他创造一番事业,我们佩服得很。张学良对毛泽东没有用“英”和“雄”来评论,只说他是“天生的领导人”,故毛泽东成大业也。

张学良特殊的人生经历,真诚直爽的性格特征,敢说敢为的行事作风,使他的人物评论,没有纯政治家的那种圆滑,更没有研究者的咬文嚼字。让人们听到和看到的,都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看法。

“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研究概述

 张作霖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争议的焦点是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有的说他是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理由是:张作霖“一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张作霖“坐镇边疆十余年,于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际,周旋应付,不亢不卑,终其治奉之日,未闻其向日俄缔结任何丧权辱国之密约”  。有的则说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其理由是:“他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霸业’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 。无论如何评价,都说明了一点,在张作霖的一生中,他与日本的关系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既是研究张作霖的重点,也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研究的现状与成果

关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像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那样,受到更多人的青睐。这既有该研究自身的先天性的缺陷,又有其他各方面原因。

第一,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研究环境及各方面原因的限制,张作霖的研究与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相比,不成比例。张作霖作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进而到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统治东北十余年之久,最后是在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的职位上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此外,张作霖是从一个流浪儿到清兵,再到“保险队”头目,最后被招抚,一步一步登上权力高位的。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强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但关于他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仅限于台湾和国外。

在我们国内对张作霖的研究,最早的一本《张作霖全史》,是1922年4月由上海第一书局印发的,是由中央新闻社编辑。从严格意义上,这本书还不是一本学术成果,书中主要是记录张作霖的一些奇闻逸事。从20世纪20年代起,国内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特别是日本与中国东北关系研究,更是个热门话题,其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关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却只有龚德柏写的《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一部,而这一部还是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为了揭露日本谋杀张作霖真相,用重金授意龚德柏写的。

自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研究环境逐步宽松,张作霖的研究才开始起步。其重要的标志是,1981年出版的《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开始发表有关张作霖的回忆文章,如《张作霖在辽西的片断》、《张作霖清剿陶什陶琐记》、《奉军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等,在《辽宁文史资料》的前五辑里,是根本没有关于张作霖的内容。文史资料是由政协主办的,这充分说明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到来了。由常城主编的《张作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关于张作霖的专著。有关张作霖的研究的这些成果,虽然初步的,但必竟已开始为学术界和社会所关注。

第二,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研究的进展与成果。从80年代到现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张作霖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也有很多成果面世。这些成果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其一,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从80年代开始有许多档案资料陆续出版发行。1990年,由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出版了《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该汇编采用影印原始档案的方式,辑入了1895年至1933年间奉系军阀从产生、形成、兴盛到衰亡全部过程的主要档案史料。其中包括三大部分内容:(1)张作霖如何发迹、统一东北;奉系整军经武,进兵关内,发动第一、二次直奉战争,进驻直、鲁、苏、皖;对抗国民军北阀失败以及皇姑屯被炸身亡;等等。(2)张学良子继父业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处理杨常事件;实行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后的下野。(3)反映东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档案史料和日本对东北侵略等方面的档案史料。该汇编的出版发行,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是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由香港同泽出版社出版。该汇编上迄1928年5月,下至1931年6月,主要内容有:退出京师;事件发生;调查交涉;当局采取措施;日方活动;治丧祭奠;忌辰追悼等。该汇编的编辑出版,是皇姑屯炸车案研究的重要资料,对深入研究具有促进作用。这个时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日关系史料——东北问题》(1、2)。是反映1917年到1927年期间,中国东北与日本关系的档案资料,其中第(2)是集中反映1919到1920年间,日、美等协约部队借干涉俄国革命之机,向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扩张势力。此外,还有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奉系军阀大事记》等有关资料。

其二,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辽宁省、吉林省、天津市等有关省区政协文史委开始编辑出版有关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资料。从1981年《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开始刊载张作霖的有关资料起,到1999年《辽宁文史资料精萃》编辑出版,辽宁包括各市文史资料,收录张作霖的资料达百余篇,其中收入《辽宁文史资料精萃——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的就有61篇。1983年出版的《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是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人物资料的专辑,共42篇。这些资料主要是1960年前后全国政协和东北三省政协征集的有关张作霖的回忆录的未刊稿。还有从金毓黻先生的日记中选的张作霖等6人的别传。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关于张作霖及与日本关系的研究。

其三,专著的出版。1980年,由常城主编的《张作霖》,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这部专著因出版较早,资料运用不够充分,基本观点仍保持文革时期的观点。但这本专著的出版,仍具有拓荒意义。1988年,由毕万闻翻译的《张作霖在东北》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的作者加文•麦柯马文,是英籍澳大利亚人,为西方研究东北亚的专家。这部专著是以西方人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东北亚,看待张作霖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其某些论点未必正确,但也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和较为客观的立论。1991年,由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编著的《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的第3部专著。这部专著无论从史料运用,还是观点的客观性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张学良看了后给予充分的肯定,说:“由辽宁大学编的这部书,是可以拿来参考的” 。在世纪之交的近十几年里,关于张作霖的专著陆续推出,有徐立亭著的《张作霖大传》,陈崇桥、耿丽华著的《张作霖真传》,徐彻、徐悦著的《张作霖传》,徐彻、徐悦著的《张作霖——一代枭雄》,王晔著的《国父与东北王》,胡玉海主编的《奉系军阀全书》由六卷本组成:《奉系纵横》、《奉系人物》、《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对外关系》。在六本专著中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而《奉系对外关系》则重点阐述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此外还有专题性的专著,如王贵忠著的《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杨景华著的《张氏父子》,胡玉海、董说平著的《近代东北铁路与对外关系》,是从铁路的角度阐述了张作霖时期东北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人物如吴俊升、郭松龄、张作相的传记,也都涉及到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

其四,论文的发表。在国内公开阐述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第一篇论文,是1981年,潘喜延在《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辑上,发表了《试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文,这是具有开拓性的。1985年《东师大学报》第1期,发表了徐玲撰写的《从町野回忆录看张作霖之死》,该文通过町野回忆录说明,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不是因张对日实行了强硬路线而被炸死,是因为日本内部“武力占领”派与“经济侵略”派之争,导致张被关东军炸死 。1986年,顾明义发表的《郭松龄事件与日本》,谈到郭松龄与日本,实际上也必然要谈张作霖与日本的问题。而全面阐述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是陈崇桥、胡玉海撰写的《张作霖与日本》,发表在《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上。认为在张作霖的一生中,他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占有重地位。从其崛起到覆灭无不与日本关系密切,这是研究张作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认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他们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随着张作霖实力的发展变化,张日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变化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992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日本追手门学院教授伊原泽周《张作霖“讨赤”与田中内阁》的文章,全面阐述了奉系在对抗北伐军期间张作霖与田中内阁的关系。

到了20世纪初,对张作霖与日本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深入,王海晨分别在《历史研究》和《史学月刊》发表的文章是:《张作霖抵制日本的主张与实践》和《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仅从论文的题目就可看出已跳出“勾结日本”、“卖国军阀”的思维模式。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一般都视张作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工具,甚至说他是卖国贼、走狗、土匪、‘一介武夫’”。其实,无论从张作霖在“满蒙交涉”国所持的态度、立场,所采取的策略、措施,以及他用实际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所代表的利益看,还是从结果上分析,都得不出张作霖“卖国”与“一介武夫”的结论 。这是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此外在这个时期,在其他报刊和论文集中,也有一些张作霖与日本关系论文的发表,如陈嘉骥在台湾《中外杂志》上发表的《张作霖父子是非功过》等。

其五,传记文学和其他文学成果的面世。发表张作霖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传记文学是台湾版《传记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该刊开始大量发表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传记,也包括张作霖的传记。其中有王铁汉撰写的《张雨亭先生的初年》,曹德宣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吴相湘撰写的《历史人物何必论出身》,何秀阁撰写的《张雨亭将军草莽轶闻》,司马桑敦遗著《张老帅和张少帅》,宁恩承撰写的《张作霖轶事》。在该《传记文学》上开设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有缪微流讲的《我所知道的张大元帅事迹》,王铁汉讲的《张作霖先生与孙蒋两公关系及他人的评论》,齐世英讲的《我对张雨亭先生的看法及有关日本的两件事》,沈云龙讲的《从历史观点看张作霖的成败得失》,郭德权讲的《略谈张雨帅生平及为人治事》,张式纶讲的《论张大元帅雨亭先生》,王奉瑞讲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与被炸实况》,陆云山讲的《简述张雨帅之事迹》,沈云龙写的《有关张作霖的史料》等等。此外,台湾天一出版社还出版了《张作霖传记史料》。上述有关张作霖的文章和资料,虽是传记性的,但多以事实为依据,对深入研究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也有不少文学作品出版,如成玄著的《张作霖演义》等。

第三,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拓荒阶段。上述成果的取得,应当说是很可观的。这些成果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成果大多集中在近30年这个时间段内,无论是资料整理出版,还是论文、专著的出版几乎是同时面世的。这样相互间借鉴关系不大,成果重复性多;特别是许多最新资料未能运用到研究中去。如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一案,如何评价?有的说是张对日强硬的原因;有的说张作霖与日签订铁路合同,导致日本军事占领派感到无用武之地而抢先炸死张作霖;有的说是日本统治集团要“换马”的结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导致张作霖被炸有诸多因素,简单地下结论说是某种因素导致张作霖被炸,是不准确的。

其二,上述成果多数是属于个体行为,均属于分散性的成果,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有份量的成果。由于多是个体行为,这样就很难形成集体研究的优势,也不容易出现价值份量很重的研究成果。有的成果虽然是团体合作,如胡玉海主编的《奉系军阀全书》。但由于该成果是拓荒性的特别是缺乏深入研究,给人一种急就篇感觉。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套拓荒之作,拓荒之作有拓荒之作的优点,当然也有它的缺点” 。仅以《奉系对外关系》为例,作者只是对奉系与日本关系的事例分别进行阐述,没能进行相互关联地分析。这样就使张作霖与日本关系,不能整体地本质地展现出来。

其三,上述研究成果多属于表面问题的阐述,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不多。如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有的说他是反日的“民族英雄”,有的说他是勾结日本的“卖国军阀”,观点截然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主要是对张与日本关系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简单肯定的结论或完全否定的结论。张与日这对矛盾,从张作霖这方面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多维性格特征的自然人,同时他又将封疆大吏的职责和封建军阀的特质以及奉系集团利益的代表等诸多身份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张作霖个人的价值取向以及追求的目标。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都影响着张与日关系的演进与变化;从日本方面,其内部存在“经济占领”派和“武力侵略”派,也有不同当政者的政治路线和战略上选择的差别,同时也有两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影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要做具体研究和分析,不能仅凭简单的表面现象,就下结论。

其四,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禁忌。这种禁忌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理论观念上,如封建军阀与卖国的必然联系。认为所有封军阀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更何况张作霖的确与日本关系密切了。这样,张作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的定性结论,在人们的观念上就先入为主了。要突破这个禁忌是很困难的。其次是,张作霖曾镇压过奉天的辛亥革命,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无论是从理论的层面,还是从情感的角度,都会把张作霖摆在中国近代史上进步的对立面。简单的政治定性是容易做到的,但不是科学的结论。只有努力克服传统理论上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政治上的简单定性,才能逐步地突破研究禁忌,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

从上述的研究现状看,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的拓荒阶段。有很多问题仅是刚刚起步,无论是纵向研究还是横向的问题,都还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的空间,有待于人们去做进一步的努力。

二 现有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与争鸣

张作霖与日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专著、已发表的论文及尚未发表的研究生论文三部分。涉及到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诸方面,如张作霖早期与日本关系、张与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与郑家屯事件、与宽城子事件,张与日本设领、设警问题,张与日本铁路交涉,张与“二十一条”等,以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整体评价等等。

第一,关于早期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潘喜廷在《试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暗中与日本浪人有所往来”,表示“立誓援助日本军”。认为这是“张作霖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开始” 。1915年10月,日本在汉城召开日本占领朝鲜五周年纪念会,张作霖代表奉天将军赴会,在此期间张与朝鲜总督寺内正毅进行了密谈。认为,“这次密谈,标志着张作霖投靠日本的怀抱,甘为其侵略‘满蒙’的工具” 。车维汉在《奉系对外关系》一书中写道:在日俄战争期间,“张表面上不得不遵守清政府宣布的‘中立’,但在暗中仍与日俄双方往来,进行投机活动。日俄开战之初,张看到俄军强大,为得到俄军的金钱和枪械,张曾为其收集粮草,还穿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张看到日军转为优势,他又为日军服务,也是为了获得犒赏” 。把张作霖与日俄的关系,定性为只是为了金钱和枪械的犒赏。胡玉海在《奉系纵横》一书中分析了张作霖任师长以来不断向日人示好的心理后,认为,张“为谋个人出路投靠日本,不惜卑躬屈节,说了许多丧失国格人格的话;日本为谋其在东北权益的扩大,与张保持联系,不断试探,有扶持利用之意,但双方也都只停留在口头上,尚无实际行动” 。这与潘喜廷的“开始勾结”的判断是有区别的。

第二,关于张作霖与日本策动的两次“满蒙独立”运动。车维汉在《奉系对外关系》中写道: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策划时,日本方面积极“游说张作霖等人”,“张作霖表面上与旅顺方面的使者打得火热”,而北大营兵变发生后,“张作霖非但未响应此次兵变,相反却指挥所部对进城的乱兵进行了镇压”。 “这件事引起了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参加该事件的日本军人对他的极大不满,从此埋下了对张不信任的种子。……在后来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中,他们多次想加害张作霖,原因也正出于此”。所以,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策划中,土井等就首先“密议了杀张计划”。在日本实施炸张过程中,张作霖虽幸免于难,但“该事件的发生,使张作霖对日本产生了既恐惧又怀疑的心理”  。在这个时期,“正处于张作霖刚刚就任奉天督军的初期,已经就任督军的张作霖,与急于想当督时渴求日本的支持,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已经成了中国的封疆大吏。虽然他的势力与日本在东北的势力相比还是脆弱的,仍然希望得到日本支持,但他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尽封疆大吏的职责”。因此,胡玉海在《奉系纵横》一书中指出,张作霖“对日本暗中支持‘宗社党’的活动、巴布扎布的闹事,态度非常明确,行动也非常坚决。他是在不损害国家根本权益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谋求日本的支持与合作” 。车维汉和胡玉海对张作霖在“满蒙独立”运动中的表现,都给予较客观的评论。

第三,关于张作霖与日本挑起的郑家屯事件。1916年8月13日,发生了郑家屯事件。日本人抓住该事件,大做文章,是想从正面配合“宗社党”和巴布扎布的“满蒙独立”运动。常城认为,当时“张作霖派抗击日本操纵下的蒙匪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日本一再挑起事端掩护蒙匪,张作霖怕得罪日本人,不敢追歼蒙匪”。并认为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张作霖屈辱地处理郑家屯事件,是他任奉天督军后的第一次直接对日交涉,颇得日本统治集团的好感。从此以后,日本……集中支持张作霖” 。加文•麦柯马克则很平和地叙述这件事:“通过谈判为这些蒙古人安排了一次日本保护下的安全撤退。他们从日本势力控制的铁路沿线地区完好地撤了出来,日本的保护也马上就撤消了。十月初,巴布扎布在中国军队的追击中战死了” 。车维汉在《奉系对外关系》中阐述,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张作霖做了几件事:一是客观反映事实,驳斥日本的侵略行径,指出了日本无理之处8条。二是惟恐外交部谈判有失,及时揭露日方制造伪证之阴谋。三是向外交部提供反映事实真相的确凿证据。四是主张公开事实真相,以欧美势力钳制日本。在评论该事件时,车维汉说:“在郑家屯事件中,从总体上来说,张作霖对日本是持抵制态度的。但只要细心考察其全过程,不难发现张的表现有微妙之处,他只敦促北京政府与日本强硬交涉,可是对日本关东都督府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始终保持着融洽的关系,未发生正面冲突,对事件的处理也显得十分小心谨慎,这与他致中央电文的慷慨陈词的表态是那样的大相径庭。这说明,张作霖担心开罪于日本,而且为今后与日本的周旋处处留有余地” 。

胡玉海在《张作霖与日本关系一文》中认为:“日本为配合巴布扎布的‘满蒙独立’运动,抓住郑家屯事件大做文章,对于日本来说,郑家屯事件和巴布扎布的叛乱两件事,都是属促成‘满蒙独立’的一个整体内容。对张作霖来说,既要把两件事看是一个整体,但在处理上又要分清对外交涉与平定内乱的区别。”从总体上看,张作霖在处理郑家屯事件过程中,“坚决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维护国家的主权,尽到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职责”。胡玉海认为,“这个时期,尽管张作霖仍然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人主张支持张作霖,但双方仍处于试探、观察阶段,并无实质性的接触” 。

第四,关于张作霖与“二十一”条。常城在《张作霖》一书中写道:“民国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作霖曾以督军兼省长名义亲自下‘训令’,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训令’说:‘查中日新约日本臣民得在南满商租零用房地,自应推诚相与,免滋事端’这一‘训令’是张作霖损害东北主权行为的无可辩驳的铁证” 。

车维汉在《奉系对外关系》一书中指出:“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前后,张作霖确对‘二十一条’进行了抵制,同时也有许多讨好日本的言行,对于这些自相矛盾的行为,人们也许会感到费解。其实,这种行为不难解释,它是由当时张所面临的客观状况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和品质决定的。张作霖在奉省渐乎崛起之时,‘满蒙’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从内心深处是不希望日本吞并‘满蒙’的,因为一旦这样,他欲为‘东北王’的抱负和手中刚刚获取的权力将受到威胁,剩下的只有当傀儡一途,对此张是不甘心的,故他对‘二十一条’暗中持抵制态度。同时张作霖还意识到,他此时尚无法与日本抗衡,若一旦公开得罪于日本,他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而且所获得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为巩固他在奉天取得的统治地位,他又在表面上讨好日本人。”张作霖“这种两面性策略,一直伴随他政治生涯的始终” 。

王海晨在《张作霖抵抗日本的主张与实践》一文中,说“据日本学者统计,张在执政期间发出抵制‘二十一条’的训令达四十几号之多,且取得一定成效。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评价说在张作霖死前‘终始二十一条等于废纸’。是否等于废纸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张作霖在他执政期间围绕‘二十一条’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是值得重视的” 。

上述三种观点,是有区别的。以训令为据就下结论说是损害东北主权的铁证,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对张作霖对日关系缺乏全面的了解。后两种观点,应当说是一种研究的态度。

第五,关于张作霖对日本在东北各地设领设警的抵制。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铁岭、辽阳等地始设领事馆。这些领事馆成为日本推行“满蒙”政策的侵略机构。1916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在郑家屯、掏鹿、海龙、农安、通化新设五处领事馆的要求。按国际惯例,只有商埠才可设馆,而上述地区不是商埠,皆属内地。日方提出,实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后,“日人赴南满者,日渐其多”,“早日设馆,遇有事件发生,贵国地方官可与领事馆接洽” 。在日方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允让了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得此消息后,立即致电北京外交部,提出不同看法。张在电文中说:“查内地设领与商埠不同,此端一开,贻患滋巨。况杂居条例尚未议定施行,讵容再生枝节。”“今日既以诉讼杂居为境设领事之理由,他日又将以增设领事为共同审判、设置警察之理由。辗转相循,必至法权、警权均落外人之手。”他“请大总统顾念国权所在,由钧院、部据理力争,迅谋挽救,亡羊补牢,似尚非晚” 。王海晨在《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一文中强调,张作霖采取三项应对措施:“第一,敦请北洋政府对日声明,日本在所设领事分馆之地,不得任意设置警所。……第二,为防止日方借口设立警所,对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之警察,先期整饬,建立完备之警政,‘以免外人藉口’。……第三,在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设置交涉员。主张‘应有对立机关之直接谈判’”。从该文我们看出,张作霖对日本设领设警的要求,是持坚决抵制态度的。所采取的措施是及时有效的。

第六,关于张作霖与日本的铁路扩张战略。自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掠取了南满铁路后,日本就把在东北扩张路权作为扩张势力的战略。为此挑起“满洲六案”交涉,“满蒙五路”交涉和“满蒙新五路”交涉。铁路交涉是张作霖对日关系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日本为扩张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在不断掠夺路权的同时,又以南满铁路“平行线”为由,干涉和阻东北地方政府自主修筑铁路。抵制日本攫取路权的最好方式,就是积极地自主修筑铁路。王贵忠在《张作霖与东北铁路》一文中说,“张作霖在他统治时期内,借用日本满铁资本修筑了洮昂和吉敦铁路,营业里程共长430.6公里。中日合办天图铁路111公里,中俄官商合办穆棱铁路58.9公里。这四条铁路共计600.5公里。1925年以后,张作霖全力注重自建自营东北铁路,不再借用外国资本,中日在铁路交涉中矛盾日益深化。”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营业里程总长为6225.9公里。1920年至1931年这12年间增长2600公里,有外国资本关系的增长了1081.8公里,占增长总长度的41.55%。其余,张作霖用三省政府和部分商民投资修筑1521.7公里,占增长总长度的58.45%,占东北铁路总长25%,占全中国铁路总长的10%以上。而当时全国铁路的总长85%是有外国资本关系,只有15%的国有资本,其中有2/3是东北地区官府和民众的投资” 。王海晨在评价张作霖自主修筑铁路时指出:“自办铁路的成功,打击了外国势力强夺东北路权的嚣张气焰,冲破了近代以来东北铁路建设和铁路运输由日俄两强独霸的局面,并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东北边疆的经济发展” 。

铁路问题是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满蒙新五路”的交涉上。台湾的郭德权先生在《略谈张雨帅生平及为人治事》的讲座中说:张“遇有涉外事件,深思熟虑,善于应付,未签任何丧权辱国条约,这是他一生足以自豪的” 。胡玉海在《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文中说:“奉系集团在北伐军的打击下,战线已逐渐收缩到京津地带,日本又对五路签字一事抓住不放。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命航务司长赵镇代理交通次长,在敦图、长大两路合同上签了字,并于5月13日,亲自在洮索、延海两路合同上签下了‘阅、准行字样’。至此,五路已有四路签了字,剩下吉五一线决定以后在奉天签字”。当然就法律手续而言,张作霖与日本人签订的合同,确有不完备之处。日本人也承认‘延海、吉五、洮索三线尚无正式承包合同’。但敦图、长大两线是赵镇奉张之命所签,暂且不管张作霖是否情愿,但他执行与日人签订条约的事实是明确的。说张从未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是不对的,如果说他从未兑现任何丧权辱国条约则是事实” 。

第七,关于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的原因。车维汉也认为是张作霖对日的抵制政策,导致其被炸。他说:“除铁路交涉之外,日本在‘土地商租权’、‘二.五附税’以及在临江设领事馆等方面的交涉,也都在不同形式上不同程度地遭到奉张的抵制。日本与奉张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张虽出身草莽,未事学问,但他不甘心充当日本的傀儡。也正是这个原因,日本侵略者才对他狠下毒手” 。而徐玲则认为是日本“武力侵略”派与“经济占领”派争功,导致张被炸。引用町野的话说:“满蒙五铁路将于七月正式发表公告,这件事为陆军探知,他们认为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就不仅是五条铁路问题,每条铁路都附有租借地,所以满洲就等于是日本的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已彻底解决。那样一来,军人们就再也没有建立功勋的机会” 。这一论点,是说由于张作霖签署新五路条约合同的妥协行为,导致了他被炸死。

第八,关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总体评论。在台湾《传记文学》举办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张式纶发言说,张作霖“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世人称之为民族英雄。”“生为东北之重镇,国家之长城。死则以身殉国,重如泰山。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编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为民族英雄、历史伟人” 。沈云龙认为,张作霖“虽身处日俄两大强邻之间,却时刻不忘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周旋折冲,软硬兼施,不循故常,使觊觎者于既得权益之外,无可再生妄念,得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他能始终善为利用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置身事外,不与国内军政纷扰纠结一起,当可与五代十国时以盐枭起家而管辖浙东西十一州的吴越国王钱廖媲美” 。

日本学者伊原泽周评论说:“其实,日本对张作霖,只是希望他能像日俄战争后那样,为日本‘鞠躬尽瘁’,即使后来张成了‘东北王’,日本也希望他能做个‘儿皇帝’。这样,日本可以通过张作霖独占东北权益,以摆脱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束缚。但张作霖不愿寄人篱下,企图做唯我独尊的国家元首,这又是日本当局绝不能容忍的” 。

加文•麦柯马克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是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他在《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评论说:对于张作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张不是日本的傀儡;同时,他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或反帝主义者”。张作霖“企图利用日本;反之,日本也企图利用他;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竞争中,其结果一点也用不着怀疑”。“张试图利用日本来加强他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又防止受日本利用作为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的一个工具。在这个限度内,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然而,从其经历看来,他似乎确实坚定地坚持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只准备向日本人或东北自治的支持者们作出最为难于避免的策略上的妥协。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应当得到比他通常已经得到的更为积极的评价” 。

梁敬錞在《九一八事变史述》一书中评论说,张作霖“对日本既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亦怨悦而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裂运动之失败亦在此” 。

胡玉海在《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文中说,“在国际交涉中,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妥协和让步都是必须的,更何况我们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不能因为张作霖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有妥协,就说‘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考察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对外交涉,不仅频繁而且复杂,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在铁路建设、设领设警问题、商租问题、征收二﹒五附加税问题以及军事冲突等各项交涉中,张作霖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

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这八个方面,如还包括经济方面的引进与限制问题,在郭松龄反奉期间的交易问题,在商租权问题上的斗争,以及与其顾问间的关系等等。总之,从张作霖的崛起到他逝去,他与日本的关系贯穿始终,而且是密切的、多层面的、极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关系。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  历史当事人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评论

张作霖生前,他从奉天督军兼省长到东三省巡阅使,再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无论在那个位置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都是他的要务。因此,与他同时期的军政要人对他都有评论。叶恭绰评价说:张作霖“其言甚豁,可知其固出于诚意也” 。孙科评价说:“从前听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以为他粗鲁缥悍,及见面之后,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象土匪一类人物” 。曹汝霖认为:“张氏坐镇东三省,整军有方,理才有术,保境安民,人民称颂。尤其对付日本人,内外并进,刚柔互用,关东军无所施其技。少壮派恨之入骨,非去之不可,遂以非常手段,致丧其命,张氏不愧为一世之雄也” 。颜惠庆评论说:“他对国家的功罪,一时尚难评判,只好留待史家的公正裁决。他所受的教育,十分有限,完全凭藉本人天赋的智慧和机变,造成他死前的领袖地位。他能在东三省,日本军阀极度侵略之下,维持地方秩序,经历若干年,其应付能力要非一般武人所能企及。至于他的弱点,要为中国一般武人所共有,不要对张氏个别加以苛刻指摘” 。梁士诒评论说:“张虽一武夫,而十余年撑持东北,苦心孤诣,功绩实不容没,张死,而东北之局坏矣” 。

俄国人布尔林曾任张作霖的顾问10年,他对张也有评论。他说,张作霖“可敬佩之事有(1)收回中东铁路权。在民国九年前后,俄国红白两党混战时期,关于中东路问题,日本提出由中、日共管,美国主张暂由国际监管。张均反对,认为中东路主权属于中国,而于中国收回,并划中东铁路沿线为东省特别行政区。(2)断绝谢米诺夫。俄国远东军总司令谢米诺夫,经红军击散,在民国七年八月退到满洲里、海拉尔。八年九月我陪同谢米诺夫至沈阳,谒张面谈。张、谢达成口头协议:张仍暗中支援,谢继续服从西伯利亚政府及不得向东北与蒙古境内侵犯。八年底谢受日本利用,宣布为西伯利亚统治者,并统一全蒙。张将军闻之大为愤怒,骂谢是白匪,即密令黑龙江孙督军设法将谢米诺夫逮捕。经我周旋调解,虽未走极端,然自此断绝谢之往来,凡谢部退入国境者,不问多少,一律缴械” 。

此外,当时的媒体对张作霖也有评论,《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说:“张作霖之为人,机警果敢,非无过之处,即其宽厚待下,侠义结友,亦尚不失豪杰本色。彼在东省,对日人有时非常强硬,决不如南中所传之媚日亲日。……盖东北地理历史,均与日本有特殊关系,周旋其中,势使之然,固不能断其即为媚日卖国。”又说“张作霖……霸东北者十余年,而强邻压境,外交棘手,张努力支撑,似尚不闻有丧权卖国举动,世之明眼人或多谅解者也”。又说“平情而论,张作霖以前在东北经过之事业,均足表现一种爱国真诚,对外敢云尚无屈辱,此自不可磨灭之事实……吾知千百年后,知人论世,定多同情于其悲境者” 。

当事人和当时媒体,对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评论的观点,大体上是较一致的。他们不是站在研究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了也可能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但不能说他们的评论,完全是个人的感观认知,其评论中大局观和理性判断是明显的。因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 关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研究的思考

张作霖与日本贯穿始终的、密切的、多层面的、复杂的、变化的关系,决定了该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在做该问题学术研究概述中,我们不仅认识到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也引起我们的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第一,如何看待张作霖与日本关系问题,在近代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日、中两国关系总体可以定为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正是处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取得了特殊权益,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的中间期。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恰好是在实施过程中;他们以已经在东北取得的特殊权益为基础,大力扩张在华侵略势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内,因此,将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放在中日关系这个大的时空中去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就张作霖本人与日本这种特殊的、密切的、复杂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重要内容的一部份。

第二,在对张作霖的评价上,出现截然相反观点的原因。同在张作霖与日本关系问题上,有的人说他是“爱国的民族英雄”;有的则说他是“卖国的封建军阀”。之所以出现截然相反观点,最主要的是缺乏深入研究。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所有资料都看到了,并把该问题放在中日关系的大时空中去研究,就不会得出上述片面的、简单的结论。其次是,还存有政治层面的、观念层面的、情感层面的因素,导致了不同观点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挖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克服政治层面的、观念层面的、情感层面因素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评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将会极大地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第三,在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禁忌问题。张作霖在近代历史人物中,是个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张作霖本人的复杂性决定的,他由流浪儿到清军士兵;又由清军士兵变成了维护地方的“保险队”头目;再通过政府的招抚又由“保险队”头目变成了清地方军的统带;进入民国后,他由师长进而晋升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最后达到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的高位。他与日本既妥协又抗争;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又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他始终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但却又高喊“反赤”,还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等等。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用简单的政治标准去考量,是其中最大的禁忌。当然,也很难得出符合张作霖本来面貌的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

第四,越是复杂的人物,其研究才越有价值。从1904年日、俄战争起,到1928年张被炸,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长达24年。这种关系是:张作霖想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试图给日方以最小的回报,以换取更大的利益。而日本也想利用张作霖,通过张作霖不定期实现在东北扩张势力的目的。并且也试图给张以有限的支持,以换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对张作霖的想法,加文•麦柯马克曾评论说,“在这个限度内,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对日本的想法,梁敬錞则评论说,“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裂运动之失败亦在此” 。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