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试谈关于西安事变的重大争论——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一等奖

试谈关于西安事变的重大争论——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

              毕万闻

 

近年来,网络议史与影视戏史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使西安事变及其相关人物的研究,从学术论坛扩展到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男女更加关注的舆论场,取得了可喜的新进展与新发现;但也出现了趋向两极的新观点与新争论。笔者愿就近年来的重大争论试做评析,以便抛砖引玉。

一、西安事变究竟是祸国还是救国?

这种争议,西安事变爆发时就有了,80年来从未间断;根源在于国共两党对事变的总体评价迥然不同。但近年来,祸国论也在大陆流传开来。实质上,这种论断出自于一种假设: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不发动事变,蒋介石先生的中央军就把中共的红军剿灭了,蒋先生会待抗战准备做好之后再抗日,抗战就不至于那么惨烈,牺牲和损失就不至于那么深巨;张杨破坏了蒋的抗日战略,使抗战提前了。因此,张杨是国家和民族的千古罪人。显然,祸国论至少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上:中央军确能剿灭红军;日本定会推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让中国做好抗战准备。

先谈第一个前提:的确,事变前夕,红军仅有3万来人了,局促于陕甘一隅,地瘠人稀,给养和弹药之补充十分困难;而且,只剩一个月的存粮了。北面是无法生存的沙漠,东西南三面有蒋的30多万大军包围着,处境艰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长征后的红军,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仍然胸怀理想,视死如归;红军不仅上下一心,还有严密的组织与钢铁般的纪律;红军与民众水乳交融,深得民心;红军领袖毛泽东等人的谋略和政策,也远非蒋先生之辈所可比拟;因此,红军的战斗力可谓以一当十。不然,蒋围追堵截二万五千里,为何没能剿灭红军?西安事变发生后,冒险亲赴西安的宋美龄女士为啥力主和平?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内战“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则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必)酿成空前之内战,召致不可预期之浩劫”,而日本“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借以发动“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可见,宋与蒋最害怕的,不是张扬等地方实力派,而是红军。再说,祸国论者都承认日军远比蒋的中央军强大,但抗战开始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仅有3万人,又大多在敌后(日军占领区)抗战,条件更加艰苦,但到抗战胜利时,已从3万人发展到120万人。凶悍的日军,为何没能剿灭他们,反而让其发展壮大了呢?

有论者以红军西路军之失败来判定陕北红军也必败。其实西路军仅仅是个特例。西路军从河西走廊向新疆行进,那里地势狭窄,难于开展游击战,又是回民聚居区,回族的马家军已在那里经营了几十年,而西路军大多是汉族,没有根据地可依托,加上为了配合陕北红军主力,西路军行进方向一变再变,指挥失当,终致失败。可见,西路军无法与陕北红军主力相比。何况,西路军也没彻底失败,最后仍有七、八百人在李先念等人率领下回到了陕北。

有一个要害问题,祸国论者都避而不谈,那就是事变爆发之前的国共两党关系。实际上,长达数月之久的两党代表秘密和谈,到事变前夕,已经彻底破局。中共要蒋先停止剿共内战,蒋要中共先解除红军武装。和谈无望,双方便都积极备战。蒋认定剿共战争只须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便急调大军30多万,铁心歼灭红军;中共清楚蒋之用心,便于事变之前一个月,制定了新的作战方略,打出陕北,进行第二次长征,在晋、豫、鄂、川等省绕大圈子,以战求和。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张杨不发动事变,新的国共大内战势必爆发;中央军消灭不了红军,红军也消灭不了中央军;但新的大内战必然严重损耗中国的国防力量,也必然如宋美龄女士所说,给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提供借口与良机,帮助日本“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

张杨为何在这时发动了西安事变?虽有多种因素,如渴望通过中共获得苏联援助,要学习红军以弱胜强的战法,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停止即将发生的剿共大内战,联手抗日,以实现他们强烈的救国心愿。那种说张学良所以联共联苏,意在当西北王的论断,完全没有史实根据。众所周知,即使张不联共联苏,他也早已是西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首领了。

再说祸国论的第二个大前提。没有西安事变,日本就会推迟几年甚至等到美国对日开战之后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吗?日本就会让中国增强国力,做好抗战的准备吗?祸国论者迄今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日方史料与史实。笔者敢斗胆断言,他们永远也找不到这样的史实根据。为何?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日本很快就确立了所谓大陆政策,其核心就是灭亡并侵占中国,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的基本国策。狡猾而凶残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怎么会发善心,让中国增强国力,让中国做好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呢?从海内外研究西安事变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权威论著看,西安事变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虽然多少有些微调与变化,但其侵华的基本战略和步骤并无大的改变。这也足以证明,没有事变,日本也决不会推迟几年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至于把抗战期间我国军民牺牲之惨烈,损失之严重,归罪于事变,那就更没有道理了。从根本上说,这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在战场上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不甘屈服英勇献身的铁证。当年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而日本已是近代化的工业国。中国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举例说,武器和弹药的制造大多要用钢铁,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抗战期间,日本的钢产量总和是中国的一千多倍!贫弱落后的中国靠什么阻止了日本灭亡中国?靠什么取得了抗战胜利?靠的就是民族的惨烈牺牲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在祸国论者这一群体里,还有些人认为事变救了共产党,因而辱骂张杨。笔者倒想反问诸位先生,没有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蒋先生能否停止剿共?红军能否甘愿缴械投降?内战不是要打得更惨烈更持久嘛!这样一来,国人的伤亡与国家的损失必定更多,日本必定如宋美龄所说,乘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诸位难道还不如80 年前的宋女士,把问题的实质看清楚吗?如果非要说事变救了谁?那么,事变主要是救了我们的国家,救了危如累卵的中国。至于说是否救了共产党,那就应该细加分说。当年,谁人不知国民党腐败共产党清廉?西安事变结束不久,1937年3月底,蒋先生曾当面对周恩来说,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并承认1927年国共分家致使革命失败,造成了军阀割据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局面。可见,连蒋先生当年也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清廉,并承认国共合作比国共对抗好。客观地说,没有张杨发动的事变,短期之内,中共与红军定会遭到蒋的严重打击,受到巨大损失;日寇也定会趁机发动更大的侵略;但爱国爱民的中共与红军必将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重新崛起,并发展壮大起来!

抗战八年,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各有所长,“共军”在敌后战场作战,“国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相互支援,相互配合,使日军首尾难顾,疲于奔命。这些后续的史实也确凿地证实:西安事变促成的国共合作,发挥了伟大的救国作用。

二、西安事变是兵谏还是革命?

这个争议与上一个争议不同。这个争议是纯学术性的,不涉及论者的政治倾向或立场。但这个争议涉及到西安事变的主旨是否要推翻当年的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因而关系重大,不得不辩。

20多年前,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对西安事变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权威学者。他认为,事变是革命,革命没走通,结果变成了兵谏。此说刚一提出,笔者便回应说,事变主旨是兵谏!当然,张杨也有万一的考虑:万一兵谏走不通,怎么办呢?张杨的整个谋划分为三个步骤,而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前两个步骤上:劝谏和兵谏,万一这两步都无效,迫不得已,那只好走第三步——上山,在中共与苏联的强力支持下,与红军一道去打游击抗日。因此,事变前一个月,张学良已经把扣蒋的想法通过叶剑英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顺便说,那种拿不出史实根据,却武断否认此事的论断,恐怕站不住脚)。究竟是兵谏还是革命?这是多年前的争议。但近年来,仍有学者一再强调事变的革命层面。

不用笔者多说,读者只要细心考察一遍事变发动与解决的实际过程,就会明白,抗日救国既是事变的主旨,也是事变的主线和主调。实际上,在中日民族矛盾早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在国难当头的存亡之际,无论是发动者张杨还是参与者中共,不仅不想推翻南京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还在积极争取他们合作抗日;既便有人一时要除蒋,也是误以为除了蒋,会更有利于与南京政府及各派联手抗日。

但有权威在问:为何事变发动时公开提出的八项主张(时局通电)却没有明确要求抗日和停止剿共的字样?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太书呆子气了。通电要求全国“抗战”,不就是要求举国抗日嘛!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就是要求停止剿共嘛!既然是通电,就要争取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又不想让日本侵略者过早地看清楚事变的主旨;因此,通电在字句上就没有必要那么直白。

抓蒋之前,张学良反复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恳劝、哭谏、对吵,苦口婆心,就差没下跪了,如果要革命,还劝蒋干啥?抓起来就得了嘛!扣蒋之后,如果要革命,张杨为何不除蒋?难道蒋能跟张杨一道干革命吗?在抓蒋行动已经开始但尚未抓到之时,杨说,扣起来个活蒋介石,迫使内战停止,就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张则对杨说,如果委员长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如果这还不够(有人说回忆不可信),那么,还可举出蒋方的铁证。蒋的亲信将领万耀煌军长在扣蒋的当天也被扣押,万军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张学良两次对万说,只要委员长接受我们的抗日主张,我张学良一定亲送委员长回南京。14日,连远在南京的宋美龄也得悉张要亲自送蒋回京。权威学者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上述这些足以表明张杨两人捉蒋放蒋初心的言行,是在事变遭到苏联和全国舆论(陕西除外)强烈反对与愤怒谴责之前,而不是之后。换言之,拥蒋联共联苏来抗日救国,是张杨的主动要求,而不是迫不得已的被动主张。张杨这些拥蒋抗日的言行,铁证如山,谁也否认不了。

至于张学良发给中共的一些密电,说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称事变为“一二一二革命”,那主要是为了获得中共特别是苏联的支持;再则,抗日救国,也必须广泛发动民众,自当提出一些反专制争民主的革命性主张,但这些都不能做为事变性质是革命的证据。

三、张学良是否后悔发动了西安事变?

有人引用张被幽禁期的一些话语或文字,说张后悔发动了事变;有人用张重获自由后的讲话,说张没有后悔过。真相如何呢?检读张幽禁期间50多年的全部日记与文稿,张的心路历程也颇为曲折复杂,笔者这里只能简要地概述一下。

抗战期间,抗日救国是张最大的期许;抗战胜利后,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合作建国;蒋发动内战初期,他认为是蒋恃强而不肯迁就中共,他甚至托人转告蒋:要凭借武力消灭中共,万难办到,要蒋修明政治,还建议蒋铲除土豪劣绅,平均地权;他认为地主的存在是中国农村最大的危机。可见,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共的大政方针。

但当蒋系战败求和之时,张又希望中共宽大为怀。1950年以后,张渴望重获自由,请求出山。张本性活泼好动,失去自由已经十多年了。1956年,蒋逼他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他只好“真而讳”,跟蒋打擦边球,自己则一如既往地承担发动事变的责任,只用空话大骂共产党。蒋又逼他写自传,企图让他承担提前抗战和丢失大陆这两大责任,张只好说,他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而把这两大责任归因于天。

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张学良对苏联军队镇压波匈事件心怀不满。1957年,大陆展开反右斗争,并严重扩大化了。张的一些亲友以及张所熟悉的一些爱国名流,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8月,他的旧属与心腹周鲸文在香港发表了激烈批评反右的讲话,他深受震动,便主动写了一篇《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说自己受了中共的“欺骗、愚弄和利用”。他说这篇文章如果得蒋公布,今后他就将成为一名“反共战士”了。看来,反右前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波匈事件、反右扩大化、渴望自由、两蒋的诱迫,等等)张严重地动摇了,曾一度后悔发动了西安事变。张的这篇文章,蒋经国读后甚为感动,并转呈给老蒋。但两蒋并未公布此文,显然另有考虑。这年秋冬,两蒋先后召见了张。张向老蒋表示,过去误以为共产党也爱国,这两年“觉醒”了。蒋说西安事变对国家损失太大,张闻之甚为难过。此后,两蒋让张改住舒适幽雅的住所,又在宋美龄的关护之下,让张迁居台北,并让张自费建房。1961年,张迁入自建新房。此后,两蒋允许张在看守严密监视下到台湾各处游玩。但两蒋在世时,张一直没有获得他一直期盼的真正自由。

1990年,张让夫人赵一荻发表文章,公开宣称,张不爱哪一党哪一派,他爱的是国家和同胞。重获自由之后,张严厉斥责蒋介石,高度评价周恩来。说到西安事变,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如果人生重来,他照样还会发动西安事变。可见,张的后悔,只是长期幽闭境遇中的短期动摇而已。

四、张学良究竟是人渣还是英雄?

多年前,在讨论奉系军阀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说张学良对东北与热河之沦陷负有重大职责,遭到许多著名学者的严厉抨击;可今日舆论场上,却为张是人渣还是英雄争论不休。人渣论者常常拿张下野游欧前的负面言行做论据,本文也不想回避这些。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恐怕是中国近代社会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早年,张就沉浸在北洋这个大染缸里。混战是北洋的主要特色。张作霖的特点则是野心极大,要夺取国家最高权位——大总统,他先后五次派军入关争雄。1924年之前,张学良对其父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其后虽对其父穷兵黩武政策在口头上有些看法,但在战场上,他不是主将便是首席指挥官。他同情郭松龄的爱国言行,但领兵打败郭的就是他。郭牺牲之前,张平时把日常军务都交给郭做,自己则耽于玩乐。其父要找他时,总是派人到赌场和窑子去找,也几乎总能在这两个地方找到他。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要打倒的对象就是北洋军阀。在这些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里,张学良该不该算一个?指挥奉军主力部队在豫南大战中对抗武汉北伐军的,就是张啊。

但北洋时期结束,张步入了新的政治营垒:国民党新军阀。从封建营垒进入大资产阶级营垒,也算是一种进步吧。1928年,东京和南京都极力拉张。该站在哪一边?东北实行易帜,站到了南京一边,促成了中国统一,这是张人生的第一个功绩。为何站在南京一边?他与日本有杀父之仇,他也深悉日本要侵占东北,灭亡中国。但第二年,他出于爱国之心,盲目地发动了对苏作战的中东路事件,结果不仅损兵折将,得不偿失,还向日军暴露了东北军的致命弱点。1930年的九一八,他派军入关,虽有结束蒋冯阎大战之功,但重兵入关,致使东北国防空虚。重返平津花花世界,他尽享人生乐趣。影视常常赞扬他与赵四小姐的忠贞爱情,可张自己却说他年轻时乱七八糟,没有什么爱情。他坦承有11位情妇(不算买春的妓女)。与情妇鬼混期间,张也在吸毒;毒瘾最大时,每天要打400针;而这样的毒针,正常人打上10针,非死即病(张抗毒的能力真强啊)。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多年前,与为张极力辩护的知名学者们争论时,笔者就说过,不管张能讲出多少理由,如果守土有责的地方军政首领可以不予抵抗就放弃大片国土,事后且好官仍旧做着,那么,保家卫国的职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再说,诚如张当时的一位心腹所说,九一八前后,直到热河失守,正是张“苦中寻乐”最甚的腐化时期。身负国难家仇,却如此荒淫,难免有人认为他是人渣啊。

可是,1933年春,热河沦陷,舆论沸腾,张学良成为千夫所指。他下野游欧了。长期以来,权威学者们几乎都认为,1935年底张与中共及红军直接接触后,才有了重大转变。如果只从政治态度上考量,此说也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对张的整个人生轨迹加以考察,其人生重大转折其实发生在下野游欧的1934年。这里不便详加论证,只能说,千夫所指与辞职下野,对张震动极大。游欧整整一年,他不断地反思与自责。张为何能有实质性的重大转变?常识说,人性有善恶两面,不过好人坏人各有侧重而已。始终只看张学良负面人性者,不仅认定他是人渣,也看不到或者有意不看他负面人性占主导时期里,他还有正面人性的次要层面。张下野时,了解他的一位亲信在其当时的日记中说,张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复为嗜好所累,还说他聪明过人而无决心。显然,即使在他腐化堕落时期,他内心也十分清楚好坏善恶,并为此而纠结不已,只是那时他还下不了弃恶从善的决心。

出国前,他要戒毒。心腹不信,因为像他那样长期吸毒且毒瘾极大的人,真能彻底戒除者,通常百人里只有一、二而已。张回答说,我张学良不是没有骨头的人。他昏迷疯狂了一周多,三周多就彻底戒了。可见,张确非凡夫俗子!张初次游欧,一向好玩的他却不去游山玩水,总是一边探寻救国之道,一边反省自己的过去。他说,东北军过去95%以上的错误都该由他来负,他如果不能自救,就无法改善东北军,更不配谈救国!在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给他讲了克伦威尔的生平。克氏为使国家强盛,曾通令全国禁止一切娱乐,因此遭到一些人憎恶,死后竟被人断尸。张听后大受感动。他深知,当时的中国比克氏当政时的英国要危险得多!他反复警戒自己:要救中国,不能再看别人如何,必须先把自身的一切:金钱、名位、享乐、毁誉和生死都看穿了,不讲任何条件地为国家牺牲,没有这样决心奉献自己一切的人,中国不能得救!因此,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矢志要做无名英雄!游欧回国后,他曾在牯岭与蒋介石的心腹将领蒋鼎文同住一个房间,张时常与蒋鼎文谈到天亮,谈自己过去的罪过,目前的苦闷,收复东北的渴望,谈着谈着就痛哭失声,蒋鼎文深深地被张的悲壮决心所感动(蒋介石被扣期间,派往南京传送蒋亲笔手令的,就是这位蒋鼎文将军)。驻节武汉时期,张不仅戒除了种种不良嗜好,身体健壮如牛,在职守上也体察下情,勤劳刻苦。人们用四个字来描述他出国前后的体魄与言行,“判若两人”!

张深沉诚挚的救国言行,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了极致。为求简短,这里只说一件小事,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陪送蒋介石等人乘飞机从西安飞往洛阳。翌日早晨,蒋等先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南京。大约一个小时后,张乘自用的波音专机起飞了,架机的是张的私人驾驶员美国人罗亚尔•伦纳德。事变等于叛变,除了陕西,全国掀起了拥蒋浪潮;事变也震撼了全世界,张寄予厚望的苏联竟公然说张是受日本指使发动了事变,美国一家著名刊物把张称为“世界恶棍”。张学良却不顾“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参与事变所有官兵(包括张最信赖的心腹与亲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只身陪送蒋等回京。当时,傻子也知道张去京不会有好果子吃!张的波音机升空后,张的这位美国驾驶员伦纳德对张说,我们别去南京,飞回西安吧!张却坚定地回答说,飞往南京!即便处死我,我也到南京去!毛泽东评论此事时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张主动只身陪蒋去京了,把发动西安事变的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风潇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张后来曾说,自己若有一点点私心,就不会有西安事变。诚哉,斯言!事变中,国共两党自然要为本党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张既不为他所统领的近30万东北军争,更不为自己争,丝毫不争!他所争的,始终是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求仁得仁,剿共内战停止了,举国抗日实现了,中国得救了!张个人则从事变中得到了两大收获:东北军瓦解了,被蒋收编了(东北军有30万啊,是当时红军的十倍);张的大半生(50多年)的自由被蒋剥夺了。

在事变期间与张打过交道的国共两党领袖,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张的爱国赤诚。周恩来后来提到张时,曾三次痛哭。1949年,周对张治中先生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对不起张学良。周临终时还嘱咐主管台湾事务的罗长青部长,不要忘了老朋友张学良。许多人都知道,周后半生一直记挂着张,但多数人都不知道,周张两人只在1936年有过短暂的三次会晤,而这三次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加起来总共还不到十天。博古同志也参与了事变的解决,他说,张是个“爱国狂”。宋美龄谈起事变,说到张时,总是说张不要权位,不要地盘,他“要的是牺牲”。宋女士当然知道蒋先生恨死了张杨,但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公然说,“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张杨“始终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宋美龄还多次对国民党人士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毛泽东读了张被幽囚后写给周恩来信时说:“其璈璈之节,形于言辞;拳拳之忠,催人泪下”

张在西安事变前后所迸发的爱国精神,无私无畏,堪称圣洁!像他这样统领30万大军且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军政首领,纯粹为了救国救民而发动政变,且为了和平解决这次政变而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纵观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绝无仅有!查遍世界各国历史,也找不到第二个!

那么,张学良究竟是人渣还是英雄呢?

如实地说,张的一生,跌宕起伏,曲折而复杂,如果只就某一时段或某一侧面来评说,下什么样的断语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全面而客观地考量,结论可就大不一样了。为了简明,这里不妨把1933年3月下野之前的张学良,简称旧张,下野之后的张学良,简称新张。笔者认为,只就旧张而论,说他是人渣,也有一定道理;只就新张而论,说他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则理所当然。问题是:张这个人从人渣变成了英雄!即便您认为他曾是人渣,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了,我们还应当只以人渣给他定位吗?那不是不给出路吗?那也太不厚道了吧?笔者觉得,对于旧张与新张,负面人生与正面人生,也该分清孰大孰小,孰轻孰重。旧张,从1901年出生到1933年,去掉走入社会之前(张1920年从讲武堂毕业,毕业后才算走入社会吧)的20年,旧张这段实际只有13年。新张从1933年下野到去世的2001年,共68年,这68年中还有50多年是没有自由的。旧张只有13年,新张长达68年,长短不可比呀!再说,在旧张的13年里,东北易帜与结束中原大战,两次促成国家统一,也该算功劳吧。还有,在政治圈里,不少大人物暗中男盗女娼,却讲得冠冕堂皇;而张却相当坦诚,自己的许多污点,比如玩女人等等,都是他亲口说出来的。如果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客观地说,西安事变促成了拼死厮杀十年因而有深仇大恨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了!显然,旧张的过错与罪责加在一起,也远远不能与新张救国救民这个伟大的功劳相比!!换言之,张的功劳远远大于罪过。因此,结论就应该是: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桂冠,当之无愧!

笔者以为,无论是在祸国论者还是人渣论者的群体里,多数人都是因为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历史真相。但不论你把真相与道理讲得多么清楚明白,总是有人死死地认定西安事变不是救国而是祸国,再加上张丢了东北,丢了热河,生活糜乱,……甚至追根溯远,把中共犯过的错误,包括十年浩劫在内,都追加到张身上,那张简直就铁定是人渣中的人渣了!但笔者要问:遵照诸位的逻辑,如果1927年蒋先生不发动政变,不搞四•一二大屠杀,而是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国共两党好好合作。那么,90年后的今日中国,该富强到何种程度啊?!民众哪会遭受那么多苦难啊?!如此看来,蒋先生是不是破坏国共合作与扭转历史走向的罪魁祸首?是不是比张学良的罪责要大得多的多啊?!再加上蒋又一贯独裁,抗战胜利后腐败得“五子登科”,到1948年搞得物价飞涨,民怨沸腾,终至丢掉了大陆。那么,蒋先生是不是更大的人渣啊?(其实,整体说来,蒋先生也是位爱国者。)

历史不容假设,只靠假设来评说历史,恐怕难以服人。

近年来,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较大争论,还有一些,如中共与事变的关系,扣蒋放蒋送蒋问题,二二事件,张学良是否上当受骗,等等,限于篇幅,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